◎ 吳景欽
一九九五年，巴黎銀行經理諸慶恩，因追討富商翁茂鍾的三億欠債，被誣指偽造文書，經一審無罪、二審改判有罪，卻在上訴最高法院時病逝，致留下有罪印記，近來，經最高檢察署撤回上訴而無罪確定，諸慶恩總算洗刷冤屈。惟同樣含冤而終的前交通部長郭瑤琪，檢察機關亦應提起非常救濟。
郭部長所涉的公務員受賄罪，雖經第一、二審判無罪，卻在更一、二審逆轉判八年有期徒刑定讞。據以認定有罪的依據，來自於證人對具關鍵性的茶葉罐之陳述，惟此供述乃是在調查局不斷提示證物的情況下陳述，前後不一，亦有諸多矛盾。如此的證詞實是誘導所為，根本不具證據力，但法院竟認為，證人與被告無冤無仇，故不至於誣陷，並以監聽譯文中，證人有要被告注意茶葉一事，即認定罐內必有美金，而成為判決有罪的最重要證據。嚴重違反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四條第二項，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原則。
此判決在認事用法上有著嚴重瑕疵，自應以非常救濟的手段來糾正。惟提起再審，須有新事實、新證據，而如郭瑤琪案最關鍵者，即是證人供述的不一與反覆，但若證人未被以偽證罪起訴且判有罪確定，想翻轉機會就不高，且就算能提出新事證，還必須足以動搖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但到底要舉證到何等程度才足以動搖，卻又屬於法官內在心證。至於冤罪救濟的另一手段，即是非常上訴，惟依刑事訴訟法第四四一條，此權限乃專屬檢察總長，當事人僅能向其提出聲請，致完全無主動性。
在涉及冤案的判決，如郭瑤琪案，其有罪所依證據與事實認定，往往違反無罪推定、罪疑惟輕、證據裁判等等刑事司法原則，實顯得相當粗糙。惟一旦判決確定欲為推翻，當事人卻必須提出鐵證如山的證據，顯得相當矛盾與諷刺。故檢察機關為被告洗刷冤情，如諸慶恩案，就不應是結束而是開始。畢竟，司法自承錯誤不是罪過，讓冤屈被告繼續含冤九泉，才是司法的恥辱。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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