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洪敬富／中國經濟迷霧：消費提振能否破解產能擴張困局？

年度的中國政治大戲—「兩會」（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日前已落幕。（法新社檔案照）

洪敬富／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年度的中國政治大戲—「兩會」（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日前已落幕。在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的主旋律下，官方宣稱其經濟運行是「穩中有進」：穩的態勢鞏固延續，進的步伐堅實有力。在總理李強作的二○二五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二○二四年的經濟成長率正好達成其在去年宣示的五％目標，躋身全球經濟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之列。

外界對這個數據普遍有所爭議，咸認在後疫情時代，通貨緊縮持續下，不僅民眾消費降級，尋求各種經濟實惠的商品，甚至社會出現了極致低消費的比窮風潮。能在內外嚴峻的形勢下，依然保持中等速度的經濟成長率，這是中國國家統計局經過美化和摻水後的政治結果。事實上，定於一尊的習近平早於二○二○年十月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即宣示：「到二○三五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為了能在十五年內如期達到這個目標，每年則需以五％左右的速度持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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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度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消費」一詞制霸所有其他關鍵詞，出現共計卅二次，遠高於去年的廿一次。在外需不振下，擴大內需成為當前中國政府的十大首要任務；矢言要「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在兩會結束後的不久，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兩辦公廳聯合印發了重磅文件—《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然而，就市場信心、政策執行力及財政可持續性而言，此專項行動恐將難以達到預期「藉由刺激消費拉動有效需求」的效果，畢竟消費疲弱，不僅是人民沒錢可花，也是對當下及未來缺乏信心，更有背後深層的政經結構與意識形態問題。

一、產能擴張依賴型的中共黨國政經體制。自中國於二○○一年進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以來，外資利用貿易自由化帶來的龐大吸引力，舉凡中國政府對外承諾的市場准入（市場換技術）、投資優惠（騰籠換鳥）、充沛廉價勞動力（人口紅利）和產業群聚（龍頭帶動，鏈式發展）等優勢，迅速擴張製造業產能，發展以出口導向帶動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經濟模式，讓中國贏得「世界工廠」的美譽，在國際經濟舞台上展現強勁實力。

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來，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主要依賴固定資產投資（基礎建設、製造業）、出口，以及地方政府以土地財政模式推動房地產市場的成長。中共政權的存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投資驅動的總體經濟表現。產能的持續擴張，一方面促進就業，降低失業率，以減少社會動盪與民眾不滿，維持社會穩定；另一方面，也為缺乏普選機制的專制統治提供亟需的統治正當性。

二、以生產為核心的中國特色 GDP 核算模式。自中共建政以來，其經濟發展路徑深受前蘇聯重工業導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影響。近年來，習近平雖提出「新質生產力」，試圖推動中國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中國製造 二○二五），並進一步轉型為以科技創新、數位轉型與戰略性新興產業為核心的中國式現代化「賦能型大國」，但本質上，其發展模式仍高度依賴（高端）工業、資通AI與製造業。

這種以生產為導向的發展路徑，其對中共政權的實質影響往往被外界低估，這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有助於 GDP 的核算與調整。中國的 GDP 統計主要採用生產法（以產出計算 GDP），輔以支出法與收入法，這與歐美國家主要依賴內需與消費驅動的 GDP 模式大相逕庭。由於地方政府的政績與經濟增長高度掛鉤，其主政者往往有誇大經濟成長的動機，導致「唯 GDP 論」盛行，使統計數據出現誤差或灌水現象。

（二）有利於國家整體財政稅收。自中國加入世貿以來的二、三十年間，私營／民營企業受惠於國際產業鏈轉移，在全球製造分工體系中嶄露頭角，紅色供應鏈更席捲全球。而從生產階段的原材料、半成品到最終成品，再到銷售階段的出廠、批發與零售，整個製造與流通產業鏈的上、中、下游環節，中央與地方政府均能從中徵收增值稅，並按照各占一半的比例進行分配。

增值稅已成為當前中國財政收入中規模最大的單一稅種。以二○二四年為例，中國國內增值稅收入約占全國稅收總額的卅八．一％，維持龐大的製造業產業鏈正常運轉，無疑有助於擴大政府的增值稅稅基，能進一步保障財政收入的穩定。至於外界憂心要如何解決中國國內的產能過剩問題，或提升個人與家庭的社保福祉，顯然並非中共政府的優先要務。

三、共同富裕政策下的反美式消費主義和西方福利主義。習近平新時代「共同富裕」的核心目標之一，是縮小貧富差距，提升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以促進內需增長，進而推動「雙循環」（內循環＋外循環）經濟。然而，在強調內需的同時，習近平也嚴厲批評美式消費文化，認為過度的個人主義、物質主義與享樂主義將削弱中國人的集體意識與勤儉節約精神，從而動搖、腐蝕中共所強調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習近平同樣對西方福利制度持批判態度，認為高福利政策會使個人與家庭失去自立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進而導致養懶人的躺平文化。西方依賴個人消費來驅動經濟增長的模式，不僅可能削弱社會生產力與國家競爭力，還可能讓中國陷入西方福利主義的陷阱。相較於擴大社會福利、提高農民工與弱勢群體的薪資待遇，習近平更傾向於將資源投入科技、國防與基礎建設，透過戰略性產業的投資與製造業升級，推動中國向「科技強國」邁進，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盛世中國。

總結而言，中國政府試圖透過提振消費來破解當前經濟困局，然則，這一策略恐怕難以真正解決根深蒂固的產能過剩與內需疲弱問題。未來中國經濟的挑戰在於如何在保持穩定成長的同時，真正提升居民收入與消費信心，否則，無論官方如何調整統計數據或加碼刺激政策，經濟成長恐將陷入低效循環，難以擺脫迷霧重重的結構性困境和意識型態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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