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敬富／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中共再次站上歷史的重要轉折點。毛澤東時代的反右運動、大躍進、三面紅旗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社會運動，導致社會和政治體系陷入嚴重的「三信」危機。隨後，鄧小平復出，藉由推行「改革開放」政策，逐步緩解危機。然而，如今習近平新時代同樣面臨另一波「新三信」危機，導因於習時代諸多內外治理失當，人民正不幸身處歷史的垃圾時間，而非中共百年輝煌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如今習近平新時代同樣面臨另一波「新三信」危機，導因於諸多內外治理失當，人民正不幸身處歷史的垃圾時間，而非中共百年輝煌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美聯社檔案照）
二○二五年伊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循例發表了新年賀詞。核心意涵在於呼籲人民對未來保持信心。他強調，這種信心底氣源自於以他定於一尊的中共中央，始終把人民能過上幸福生活視為頭等大事。他曾言：「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於是，在「不忘初心」下，藉由政策組合拳，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他的賀詞強調，人民的生活是多姿多彩，大家的笑容更多、心裡更暖。然而，這些「高」（高端）「大」（大氣）「上」（上檔次）的宏大敘事，往往被民眾譏為「假」、「大」（誇張）、「空」，並調侃黨國需不斷「充值」政治宣傳，以免人民的信心很快「斷電」。
《孟子·離婁上》云：「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這段話言簡意賅地闡明，為政者應體察民情、滿足民眾所需，因為民心（民意）與政治合法性密切相關。以政治學術語概括，這是「主權在民」的精神內涵。
此前毛時代的「三信」危機，乃是人民不僅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破滅（信仰危機）、喪失對中共執政的信任（信任危機），更蔓延至對未來充滿悲觀（信心危機）。究其實際，其一，自中共建政以來的激進運動中，特別是極端、瘋狂的文革浩劫裡，大規模的動亂不僅破壞社會秩序，更讓傳統倫常、文化、宗教信仰，摧毀殆盡。取而代之，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理論，高度神格化人民領袖毛澤東及其思想。其二，共產主義的理想與現實脫節，領導層內部權鬥不斷，紅衛兵內鬥且整肅平民百姓，讓群眾漸失對政府信任。意識形態基礎喪失，信仰危機油然而生。其三，共產黨既清算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整肅了「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等五類黑分子，這與共產主義宣傳的平等和幸福之理想，在現實處境中，大相逕庭。社會物資匱乏，民生凋敝，百廢待舉。至此，共產主義不切實際的烏托邦空想，無疑讓人民對未來的信心瓦解。
當前習時代的「新三信」危機，正以新韻腳回響過往歷史軌跡。改革開放後，先於一九八二年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後至習近平二○一二 年主政以來，其意識形態正轉化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關鍵發展有二：
一、東升西降與四個自信：歷經二○○一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迅速發展成全球經濟中的世界工廠。在二○○八 年成功舉辦夏季奧運會的同時，挺過全球金融危機，並於二○一○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共構美中「兩國集團」（G2）。當西方各國飽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時，嚴厲封控政策讓中國在二○二○年下半年，率先宣稱抗疫成功，強化了習近平「東升西降」、「平視西方」、「厲害了我的國」的民族自信，且彰顯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四個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處處以戰狼外交之姿，咄咄逼人，痛批美國和西方：「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而當「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的激昂口號言猶在耳，但很快地，動態清零政策讓疫後的中國經濟復甦不如預期。不僅房地產崩跌、爛尾，外資快速撤離，民間投資和勞動力市場低迷，降薪、失業嚴峻，消費降級，社會戾氣獻忠化，都在在加劇了現時社會和經濟的慘況。民間咸認，今年是未來十年裡最好的一年。社會大面積返貧下，躺平主義、打工人、走線潤美、共富神話、拒當韭菜／人礦、社會主義鐵拳等，正是對共產主義、黨國體制、以及對國家前途信心的生動寫照。不少證券、金融專家也難以再唱響經濟光明論，畢竟對許多人而言，中共已進入「歷史的垃圾時間」，對改變現狀充滿深深無力感。
二、國進民退與共同富裕：改革開放二三十年間取得的顯著經濟成長，主要還是依賴民間部門的私有企業。但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有意地擴大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公有制，扶植具國際競爭力的國家冠軍隊。習近平任內更加速國企進、民企退的「國進民退」發展戰略，冀望從世界工廠蛻變成高端製造強國。於是，以高新科技產業和關鍵技術領域為核心要素的「新質生產力」理論，如電動車、太陽能面板、鋰電池、成熟和先進製程半導體等，報酬遞增產業項目，在頂層設計、自上而下的「一帶一路」和「中國製造二○二五」計畫下，淪為中共黨國資本主義與西方企業間，不公平的貿易競爭。舉凡政府補貼、產能過剩與低價傾銷、經濟脅迫、反托拉斯、強制技轉、國安與隱私疑慮等問題，僅是不公平貿易行為中的一鱗半爪。
然則，「國進民退」並非真正服務於自下而上的人民切實生活需求，如衛生醫療、教育養老等，而是假「共同富裕」之名，壓制網路、教培、遊戲等民企行業，對民營資本「強監管、再分配」，並不時進行遠洋捕撈企業家，行服務黨國之實，從而最終牢牢鞏固共產黨的統治。
毛時代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以舉國體制的趕超戰略，欲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但中共前三十年發展終以「三信危機」落下帷幕。而中共後三十年的進程，則以習時代拉開「彎道超車」的趕超型、中國式現代化為序幕。他力圖挽救中共政權，不重蹈蘇共垮臺時，「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的覆轍。為免西方和平演變的致命威脅，習近平持續緊抓宣傳與思想政治工作，反腐刀刃向內，並加強社會全面的管控。
美中新冷戰或所謂的「冷戰二．○」，絕對是現在進行式。一九七九年，中美於當年元旦建交。建交後當月底，鄧小平以副總理身份訪美，而前中國社科院美國所第一任所長李慎之亦隨行。彼時流傳個軼事。李問鄧，「我們為甚麼要這麼重視同美國的關係？」鄧回應：「回頭看看這幾十年來，凡是和美國搞好關係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確實，東亞國家包含臺灣在內，經濟起飛的關鍵原因之一，是由於美國邀請進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來發展；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和貿易最惠國待遇下，逐步茁壯成東亞四小龍。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經濟成就，更有賴於美國支持而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世貿組織）。從而，經濟表現相當程度緩解了「舊三信」危機，脫貧致富更是增強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當前習近平總加速師開倒車，進入美中惡性螺旋衝突下的新冷戰格局。它並非純然的「修昔底德陷阱」—一個崛起中的新興大國挑戰既有主導地位的大國；它更是兩種不同價值體系的對抗。中共專制集權體制，結合其他「新邪惡軸心」國家（俄羅斯、伊朗、北韓），並試圖拉攏全球南方和金磚國家，擴大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惡化公平競爭的國際商貿環境，以遂其黨國政治目的。於是，在「川普二．○」時代，美中關係持續惡化下的「新三信」危機，將是二○二五及往後數年，中共揮之不去的危機。這既是習近平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夢魘，更是共產政權無法逃脫的歷史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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