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經偉
大S病逝後，輿論兩極：追憶其經典演藝的「死者為大」、列舉大小S姊妹如何親中貶台的「死後審判」。竊以為：兩極的同時存在看似矛盾，實則顯示台灣社會的健康。
「死者為大」並非台灣特有，而是人類常態，「葬禮」這種社會活動不就是「尊死者」？若要說「死者為大」到有些不健康的地步，也不是台灣，而是韓國。韓國的高自殺率，主因之一即是死者為大：爭議人物若是自盡，能產生一種「以死謝罪」的效果、速速洗刷名聲。譬如前總統盧武鉉涉貪，後來跳崖身亡，其民調反而因此復活，電影《正義辯護人》則再次呈現盧武鉉的人權律師形象。
韓國的「死者為大」會走向極端，並非因為缺乏「死後審判」與之抗衡（全斗煥明顯受到大量的死後審判），而是因為「死者為大」常常伴隨「生者為賤」！朝鮮王朝時期，世祖是以「癸酉靖難」政變篡得王位，六位寧死不屈的士人被尊為「死六臣」，首爾今仍有死六臣公園紀念之。相對地，申叔舟倒向靖難陣營，韓語因而藉「綠豆芽」（容易變質）稱之「叔舟豆芽」諷其變節。其實世祖時期算治世，世祖大王說：「唐太宗有魏徵，寡人有申叔舟」，但這仍無法阻止「死六臣」對比「叔舟豆芽」而形成的「貴死賤生」。
台灣社會相對健康，是為「死者為大」未伴隨「生者為賤」。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死難者被紀念，但對蔣經國敬禮的李登輝，也甚受台人尊敬，並未因而淪為「登輝豆芽」。故身處台灣，對大S的「死者為大」與「死後審判」不致成為打破頭的兩名角鬥士，而是翹翹板的兩端：豈須憂慮對立面的存在？
（作者是中學歷史教師 清大歷史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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