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興誠老實說：兩岸沒有正常交流，只有統戰，因為正常交流是中共須尊重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有尊重才有交流，如果只是想破壞主權，就沒有交流。他形容：這就像冠狀病毒和免疫系統一旦交流，免疫系統可能遭到破壞死亡。事實上，二○二○便有一例。當年春節前夕，武漢疫情擴大，台灣首見確診病例，蔡政府當機立斷武漢旅遊團，進而暫停兩岸直航。當時，有人鼓躁停航影響「交流」，事後證明台灣防疫取得先機。如果當時不嚴加戒備，台灣保證變成「淪陷區」。
曹先生還談到蔣經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但未多談小蔣為何有「三不」？誠然，國共兩個兄弟黨，在中國打打談談，小蔣必定點滴在心頭。不過，文革結束，鄧小平復出，總設計改革開放，那樣的脈絡下，小蔣應該別有所思。一九七○年代，聯合國「排我納匪」，以及「美匪建交」，令北京獲得「中國代表權」的制高點。彼長我消，接觸、談判、妥協，蔣氏政權都吃虧。小蔣的終極關懷，在於蔣氏政權、中華民國不可重複鄭氏王朝的宿命，令「敗寇」成為蔣氏父子的歷史定論。
當年，戒嚴統治，白色恐怖，「匪諜就在你身邊」。但，「匪諜」是否除盡，恐怕大有問題。到了李登輝，一九九一國民大會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李發布總統令五月一日終止臨時條款之實施，不再視中共為叛亂團體。化干戈為玉帛，但北京不領情，繼續其「內戰」，繼續宣稱台灣是尚未收回之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宣稱自有行動配合，兩岸開啟交流活動，變成了中國對台「無煙硝戰爭」的「看不見的戰場」。李登輝對中共的提防，遠超過連戰、馬英九者流，但顯然比不上兩蔣的切膚之痛。最致命的是，「兩岸交流」成為後蔣時代的政治正確，逆之者無不揹負罵名。反倒是，北京利用「交流」遂行「統戰」，台灣社會缺乏基本的警覺，不乏「交流」到把柄落入北京手裡，包括綠營政治人物。
多年累積的「交流」，演變至今成為邱垂正所言：台灣對待兩岸交流，態度是真心的搞交流，期待相互理解、諒解、化解分歧；不過只要中共政權存在，其所主導的對台交流恐都有統戰任務成分在⋯。說難聽一點，「交流」云云，「統戰」云云，本質上如同「交戰」。所謂的「交流」，對北京而言，乃「戰爭」的代名詞。在這個戰場上，是穿西裝的解放軍，武器是餐酒、投資、宗教、學術等。當然，還有「黃埔同心會」。不得不說，台灣人民，甚至政府，往往誤把「交戰」當作無害的「交流」。北京的協力者遂高倡：交流比交惡好，對話比對抗好，友善比仇恨好，交流總比不交流好，兩岸愈緊張愈需要交流，目的是鬆懈台灣的警覺。敵人在「交戰」，台灣還「交流」，簡直是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
天真地把「交戰」視為「交流」，從而習而不察幫北京取得戰場上風，不是只有台灣，而是全球性的幼稚病。大致上，威權、未開發國家，往往上了「一帶一路」的當，淪為經濟殖民地，或者，戰略要害、物資落入中國手裡。西方民主國家，也沒有比較聰明。中央與地方政府，跨國企業與個別投資者，被北京不同的「交流」模式所欺。結果，研究機構的、企業研發的、軍事部門的智慧財產，不聲不響地被偷回中國，回過頭來增強對西方總體戰的能耐。近年，西方對中國各類滲透，「以民主反對民主」，終於產生了警戒心。不過，尚未到達全面覺醒的程度。但願，從拜登到川普，「交流」這種無煙硝的戰爭，能夠帶領西方做出更有力的還擊。
在台灣，「交流派」主張「交流優先」，質疑者一律打入「交戰派」，儼然不交流就沒有和平，就等於戰爭。殊不知，「交流派」自己理盲，渾然不知中國對台灣、對西方、對全球的「交流」，骨子裡就是「交戰」。他們認為有助「和平」的「交流」，其實只是遮蔽「交戰狀態」的掩體，堪稱機艦擾台常態化的倒影。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交流」也不是請客吃飯。一頭熱跟中共「交流」，最後必然是用自己的圓鍬自掘墳墓。二○二○新冠疫情，二○二二烏俄戰爭，以及，中國在印太地區咄咄逼人，及時喚醒西方政府：毛澤東的幽靈，依舊盤旋在中國上空。西方的「中國觀」，於是出現分水嶺。當西方正在討論，中西處於冷戰與二戰之間的緊張，台灣對兩岸「交流」即「交戰」的認識論，也該來一場哥白尼式革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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