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如何防止被告逃亡海外，一直是我國司法之痛，尤如國寶集團總裁朱國榮，即便保釋金高達五億元，仍無以攔阻其逃跑之心，似得以羈押為保全被告的優先手段。惟基於無罪推定及免於押人取供之指摘，羈押就應是最後手段，致得依賴科技設備監控之類的手段，來防止被告逃亡。
在二○一九年六月，為填補防逃漏洞，立法院修正刑事訴訟法，除增加限制出境、出海之專章外，亦修正第一一六條之二，即於停止羈押的替代手段。而根據此條文第一項，法院許可停押時，在考量公益與人權而有必要時，可要求被告履行一定事項，這除定時向指定機關報到、禁止對證人或被害人等的身體或財產為危害、不得從事與治療無關的活動等，原先就有之規定外，也增加要求被告交付護照與旅行文件、未經司法機關許可不得離開一定區域，甚至可施以科技設備監控等替代措施。
這些替代羈押之手段，既可同時併用，也準用於檢察官或法官逕命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限制出境及撤銷羈押之情形。而司法院也於二○二○年八月會同行政院，訂定有刑事被告科技設備監控執行辦法，以為具體實施之依據，至於具體的執行，則由二○二二年三月，高檢署下設的科技偵查中心之科技監控組為負責。
而日本於二○一九年末，三菱汽車公司執行長高恩因涉金融犯罪，即便保釋金高達十五億日圓，也被限制住居及交付護照，卻仍能利用聖誕宴會而出逃，致於去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才新增第九八條之十二，將對刑事被告之科技設備監控加以明文，且最遲在二○二八年，才正式實施。
故就科技設備監控之法制，我國顯比日本提前好幾步。惟在明文科技設備監控至今，命刑事被告受科技監控者，竟只有五十幾件，這就花費上億元所建置的監控機構來說，似不符合比例原則。而究其原因，除全天候的GPS定位，其對被告之影響亦不亞於羈押之人權考量外，恐還是在於司法者的意願。因科技監控不代表無須人力付出，無論是檢察官、法官及警察，仍得時時注意被告有否逾越禁制區域，這必會帶來極大的壓力。故如何藉由更新的AI技術來減輕人為負擔，必是重要課題。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教授兼系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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