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瑪雅 (Maya Yaron)
一九九八年，當國際刑事法院章程獲得通過時，代表以色列的首席法官納坦（Eli Nathan）表達他對未來的希望與擔憂。身為大屠殺的倖存者與人道主義者，他希望法院真正履行其杜絕最嚴重罪刑不受懲罰的職責。然而，納坦法官在章程起草過程中，目睹法院條文的政治化，特別是故意加入針對以色列的條款，這令他擔心法院的目標會被扭曲，淪為政治目的的工具。
二五年後，納坦法官的擔憂不幸成真。國際刑事法院對以色列總理和前國防部長發出逮捕令，同時包括一名哈瑪斯領袖（據稱已故），這無異是將一份扭曲的禮物送給恐怖組織。因此哈瑪斯聲明對逮捕令表示歡迎，就不足為奇了。這種做法將十月七日的殺人犯和強暴犯，與捍衛自己免受哈瑪斯侵害的受害者，在兩者之間建立荒謬的對等關係，而哈瑪斯誓言要「一次又一次」發動此類屠殺。事實上，法院的行為已超越了所謂的平等對待，將「故意對平民實施攻擊」的指控針對以色列，而非針對哈瑪斯，後者除了在十月七日犯下大屠殺，迄今仍持續向以色列發射數千枚飛彈。
逮捕令的發出也忽視了法院條約的一項關鍵原則︰互補性。這一原則規定，只有當地方法院無法或不願行動時，法院才能擁有管轄權。顯然，哈馬斯無意調查自身暴行。而以色列則擁有嚴謹的法律體系，且已證明有意願和能力調查暨起訴國際法違規行為。在十月屠殺事件後，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訪問以色列時，曾讚揚以色列對法治的堅守，他指出「以色列擁有受過專業訓練的律師為指揮官提供建議，並建立了健全的體系，旨在確保遵守國際人道法。」
逮捕令指控以色列透過「全面封鎖」故意讓加薩人民挨餓，卻全未提及以色列通過近六萬輛卡車向加薩運送超過一百萬噸食品、醫療物資和其他援助。反觀哈瑪斯仍然扣押著超過一百名人質，並完全禁止其與外界聯繫，並向以色列發射導彈，竊取原本應分配給巴勒斯坦人的援助物資。
很難不讓人覺得，檢察官試圖藉由將證據提交給一個「公正專家」小組來支持他推動發出逮捕令的決定，同時掩蓋這些不一致之處。法院堅稱，轉交的證人陳述和專家證據是「機密」的，但這些證據的選擇標準，若與所謂專家小組相同，那就引發嚴重擔憂。
這個所謂「公正」的專家小組，有許多成員曾公開發表針對以色列的批評性指控。更令人擔憂的是，他們的專業領域存在嚴重侷限性，幾乎沒有成員熟悉軍事專業知識或武裝衝突法，無法運用軍事專業知識討論在防範持續火箭攻擊和應對殘酷人質扣押行為中，哪些行為是必要且合法的。該小組若有軍事專家的意見，結論可能大不相同。例如，美國西點軍校現代戰爭研究所的城鎮戰研究主任約翰·史賓塞就提供另一個視角「我從未見過有任何軍隊能採取如此多的措施，來照顧敵方平民的需求，尤其是與敵人在同一建築物內作戰的同時。根據我的分析，以色列在防止平民傷亡方面採取的預防措施，超過歷史上任何其他軍隊。」
在一九九八年國際刑事法院會議上，納坦法官表達他對法院的最大憂慮:法院將成為「被一群不負責任的國家濫用，依照他們的政治需求而隨意操控的機構」。遺憾的是，法院今天的做法似乎正一步步讓此一悲觀預測成為真實。
（作者是以色列駐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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