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共和國》林培瑞／另一種冷戰

TikTok是中共擁有的，它的演算法（algorithm）把觀看者引到中共認為是對其有利的內容，或至少是「OK」（不損害中共的）的內容。（路透檔案照）

林培瑞／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榮譽教授、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近幾年來，不少人說「冷戰」又來了。中國共產黨與西方世界的對立已經惡化到類似於當年蘇聯與西方的局面。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在第一次冷戰開始的日子裡，我在美國的紐約上州一個很小的村莊裡讀小學。對我來說，冷戰不過是這麼一件怪事：每幾個星期，我們小學生都得在自己的書桌底下躲幾分鐘。這是學校規定的「預防訓練」：蘇聯的原子彈可能要來！小學生要躲避！這措施當然愚蠢到極點。原子彈真的來了，小書桌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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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說今日，西方的「冷戰預防措施」有進步嗎？我不敢恭維。中共與蘇聯雖然有相同之處（都有核武器，都敵視西方，都瞄準對方要徹底摧毀），但不同之處更明顯。中共有錢，善於用錢買政治利益，支配的資源和組織（公開的，秘密的）比蘇聯的多得多，總而言之給西方的挑戰比蘇聯的複雜許多。

TikTok是中共擁有的，它的演算法（algorithm）把觀看者引到中共認為是對其有利的內容，或至少是「OK」（不損害中共的）的內容。「孔子學院」介紹中國文化（但去掉任何有損於中共的形象的東西）。我在加州大學上課，發現中國來的學生，一碰到任何中共認為是「敏感」的問題，馬上閉嘴。他們不認識班上其他的大陸生，怕可能會有人打小報告。總之，北京的冷戰措施比當年莫斯科多多了，也微妙多了。

西方的公共媒體受了影響。說什麼，寫什麼，用什麼語言描寫，都受到了中共的壓力，甚至被中共「統一戰線」人員做了手腳。許多媒體工作者意識不到這種影響，只在那兒「睡著覺開車」。

九月十三號我在自由亞洲電台台北辦公室的「亞洲很想聊」節目裡受訪。一個鐘頭的內容主要是介紹我個人的經歷和看法。主持人有兩位。自由亞洲台是美國政府用美國納稅者的錢支持的，沒有理由引用中共的語言和概念。但在介紹我的時候，主持人A提到了我一九七二年做過中國的乒乓球代表團旅行美國時的陪同翻譯。這話不錯，但她加了一句，說我那年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但到了一九八九年，六四屠殺以後，我在北京陪方勵之教授到美國使館去避難，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

我忍不住打斷A：「我從來不是中國人的敵人，共產黨把我視為『朋友』或『敵人』是它的事兒，與我對中國老百姓的感情是沒有關係的。」

A自衛：「我說『朋友』和『敵人』是帶引號的。」意思是說這不是她個人的看法。

要是說到這兒為止，我也許可以接受。但A加了一句：「我的意思是中共會代表中國人民說某人是敵人」。

中共「代表」中國人民？這是共產黨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最明顯的語言騙局之一。五十年代中共控制了社會方方面面的一切，從來不說它拿過來的是「我黨的XXX」，一定要說是「人民的XXX」：人民共和國、人民代表大會、人民銀行、人民大會堂、人民幣、人民郵政、人民文學、人民大學、人民這個、人民那個，一直到網路時代的人民網。為什麼非要說都是「人民」的？恰好因為都不是人民的。都是黨的，黨控制的，黨利用的。（最痛苦的例子是人民解放軍。一九八九年是人民軍殺了人？還是黨軍殺了人？）

日子久了，在中共的語言裡，「人民」兩個字的含義變成了「黨的人民」的意思。（「人民」和「老百姓」的含義絕然不同。）德國戲劇家Bertolt Brecht（布萊希特）在觀察東歐的共產黨政權時，有一句妙語：「最近政府不滿人民的表現，考慮再換一個的。」

我對A說，「中共不代表中國。中共代表中共。方勵之是老百姓。」

又過了幾分鐘，類似問題又出現了。A問我怎麼看海外的異議人士︰「中共越來越強大，反共無望，而他們思鄉心切很重，在美國又沒實現價值」等等。她描寫異議人士與北京的描寫差不了太多，說他們「鬧」民運，是「民運分子」。

「分子」是貶義詞。要是說習近平是「中共分子」他會高興嗎？我又打斷了A。「你為什麼叫他們『分子』」？

她馬上說，「哦，我沒有說『分子』。我發音不好。我說的是『異議人士』。」但後來我聽了廣播的錄音。她的確說過「民運分子」，也說過一次「異議分子」。說的時候可能沒意識到。

再過幾分鐘，共同主持人B也提到了「異議人士，或者被認為是民運分子」。我聽B的口氣大概不是沒有意識到，好像是想保護A︰她說異議人士「被認為」是某某分子應該可以說。

不管是否有意識，不管是自己說法還是引用別人說法，在蘇聯時代的冷戰裡，允許對方的語言和概念滲入到自己的電視台裡，是不可思議的。有可能把Alexandr Solzhenitsyn（索爾仁尼琴）說成在美國「沒實現價值」的「反蘇分子」嗎？說一個提倡民主的美國教授（帶著聽不見的引號）是「蘇聯人民的敵人」？當時會不會允許蘇聯（類似於TikTok）用假新聞影響美國民意？當時的美國教室裡沒有學生怕開口批評蘇聯。

「亞洲很想聊」的節目播送時，所有的「敵人」，「分子」之類問題都剪輯掉了。辦公室主任給我電郵解釋，說去掉的原因是「兩位主持人問問題不順當，效果彆扭。」是的，我打他們的岔已經「彆扭」了。但去掉那些親北京的語言問題也是去掉整個訪問裡較為有價值的部分。哪怕彆扭，應該給聽眾看，讓聽眾決定。

台北辦公室主任很誠實，不介意把沒剪輯過的錄影都寄給我。是好人，自由亞洲台也是個好台。就是那天，九月十三日的下午，我跟自由台的廣東話部（最近從香港被趕出來的）也做了一個鐘頭的訪談。效果非常好。基本的問題不在這兒，在北京。

註︰原先的錄影：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wUlTSKV6Ds7JFRX4kfsm3sjK50wsAjRX/view?usp=sharing

亞洲很想聊節目：https://youtu.be/7pPHQGJavKc?si=xXamPtxlKcaK01m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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