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趙萃文
中國為了鬆動我國國軍士氣，鎖定台灣現役、退役軍人替其發展共諜組織，更以金錢誘使國軍拍攝「自願投降」的心戰影片、簽署投降承諾書等，此以陸軍前上校向德恩案最受矚目，類似案件層出不窮。對此，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已提案修正「國家安全法第二條及第七條」，盼能防止中國滲透。
《國家安全法》第二條第一款，禁止任何人為境外敵對勢力發起、資助、主持、操縱、指揮或「發展組織」，但對於期約效忠敵人、配合敵人統戰等違反對國家忠誠義務之行為，卻因屬於「參與活動」而非「發展組織」，刑法無法類推解釋，而產生處罰漏洞，王定宇提案在本條增訂「參與活動」，將類如消極不抵抗、交付特定物品給中國等多元犯罪手法，都納入本條處罰射程，可避免掛一漏萬，殊值讚賞。
惟須注意，部分法官或因保障被告人權，而自行加上不成文構成要件要素，如新黨王○忠等被控發展共諜情報組織，一、二、三審均認為王某確有以「新中華兒女學會」及「台大中華復興社」等對外舉辦活動，以招攬認同中共和平統一理念人士加入組織，但難認有達到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程度，因而判決無罪。
至於王定宇提案《國家安全法》第七條，增訂致國家安全利益受到危害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徒刑之「實害犯」，及因而致人員被逮捕、財產被沒收、設施被摧毀或組織被破獲者，處七年以上徒刑之「加重結果犯」，現役軍人及公務員利用職權犯本罪者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參採筆者前此發表之見解，依犯行對法益及行為客體侵害程度，設計「層級化構成要件」，相應提高刑度，更能滿足明確性及比例原則之要求，達致保護國安法益之任務。惟須注意《國家安全法》中所有罪名，最高刑度都僅能處至有期徒刑20年上限，而無法再往上加重，不能適切回應情節惡劣的叛國犯行，各罪刑度設計上應值得立法者再酌。
針對不利於國家安全或利益之行為，目前除國家安全法外，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情報工作法甚至陸海空軍刑法，都訂有相關刑事責任，極易產生法條競合。按德國刑法法諺有云「法律繁雜，國之不幸」，因作姦犯科及叛國之徒，永遠比立法者及司法者更了解法規之間的漏洞，如何統整上述各部法規，為完足刑事追訴及強制性行政管控，是國安法制可再精進之處，也是現階段建構國安法制之核心問題。
（作者是大學助理教授 輔大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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