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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共和國》洪財隆/國家興衰和AI的雙面性 艾塞默魯等人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時代意義

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3名得主以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繁榮影響的研究獲得殊榮。(路透)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3名得主以制度如何形成,及其對繁榮影響的研究獲得殊榮。(路透)

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難得有這樣的一組經濟學家,不僅研究成果備受主流學界肯定,更能夠把精彩的研究內容化為多本暢銷書,造福全球決策菁英和普羅大眾。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艾塞默魯(D. Acemoglu)為首,搭檔羅賓森(J. Robinson)和強森(S. Johnson)這兩位學者寫書寫論文,今年同摘諾貝爾經濟學獎桂冠,可說實至名歸。

為什麼他們做的研究如此叫好又叫座?鼓舞了誰、又預警了什麼現象?對我來說,這些都相當值得玩味,更能從中得到啟發。

一切都必須從艾塞默魯三人組的兩篇論文談起。分別是發表於二○○一年、屬於實證性質的《殖民地起源比較發展的實證研究》,以及隔年刊出、成為核心理論基礎的《貧富的逆轉—論現代世界貧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後來大家耳熟能詳的《國家為什麼會失敗》和《自由的窄廊》這兩本書,主要敘事架構大致上都脫胎於此。

他們的系列研究乃從一個看似稚氣卻也不好回答的問題開始:為什麼有些國家富裕、有些貧窮?換言之,決定國家的命運興衰最重要的因素究竟為何?

韋伯的答案是強調勤儉禁欲和規矩累積財富(作為救贖證明)的基督新教倫理;《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的作者戴蒙講的是地理環境決定論,認為溫帶氣候比熱帶適合經濟發展。艾塞默魯等人則主張,建立某種好制度(institutions)遠比什麼都重要。

能夠照顧多數人民的廣納型(包容式)政經體制,就是一種好的社會制度,比較能夠產生創新社會並導向長期經濟成長。相反的,僅僅為少數菁英權貴服務的榨取型資源分配方式,容易陷入經濟發展停滯、社會缺乏信任,以及政治不穩定的泥淖。

論證充滿好壞或善惡雙面性

艾塞默魯三人組最大的研究特色是論證充滿好壞或善惡雙面性。例如榨取式體制固然很負面,但由於也存在「菁英─人民」之間的利益衝突和矛盾無法解決,特別是菁英的改革承諾後來沒人相信、人民的暴力革命威脅則難以消除,最後反而必須靠走向民主來擺脫此一惡性循環。

這種運用事前事後行為不一致(即承諾可信度問題)和誘因機制不足來解釋民主化的論述架構,顯然和相信經濟繁榮之後,民主就會跟著來報到的「現代化理論」有所不同。遠的先不談,希望這個得獎的學說早日在鄰居中國應驗。

如果只是問對問題和提出漂亮的答案,恐怕都還不足以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甄選委員會的青睞。艾塞默魯這三位學者之所以勝出,應該還是和他們別出心裁的研究方法有關,包括善加利用特殊歷史機遇的自然實驗法和貧富的逆轉(reversal of fortune)此一觀察,反覆論證制度對國家社會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此處的歷史機遇指的是從十六世紀起,歐洲對外殖民所留下的資料和事件紀錄,剛好可以拿來檢驗不同制度之間的差異和後續經濟表現的關連。

首先,他們發現殖民母國在當地採取的統治模式,取決於殖民地的人口密度和傳染病是否嚴重。人口密度高也意味著即使被征服,反抗力道可能較大,而且擁有充沛便宜的勞動力可供剝削。加上如果當地的傳染病嚴重的話,派遣太多的殖民者親赴開墾反而冒險,因此算盤一打,建立榨取型的體制比較划算,例如非洲和拉美地區。反之則反之,就比較可能出現廣納型體制,包括引進私有財產權制度和自由市場,例如北美和紐澳各地。

其次,得獎學者用都市化程度來衡量當時殖民地的貧富水準,並且發現原先比較富裕、人口較多的殖民地,亦即榨取型體制盛行的地方,後來經濟發展反而幾乎陷入停滯;至於北美、紐澳這些在殖民之初比較落後的地方,由於廣納型體制當道,經濟社會明顯日益繁榮。

貧富發生逆轉的時期,大約是從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之後。隱含面對技術創新,制度的差異確實會影響該社會把握或發揮這些機會的能力。艾塞默魯等人進一步指出,在殖民地被殖民之前或世界各地未被殖民的地方,都不曾發現貧富逆轉現象,讓人更加確定歐洲的殖民經驗,是個獨特的歷史機遇和極佳的天然實驗場域。這也等於再次申論,不同的制度更能夠解釋長遠經濟績效,而不僅僅只是地理環境。

最後是一個和計量方法有關的技術性處理。影響經濟表現的變數很多,而且變數之間往往也會出現彼此互相依賴,為了處理這類「雞生蛋、蛋生雞」的因果關係問題,如何找到適當的工具變數(和制度此一解釋變數高度相關的一種外生變數)就很關鍵。此處他們找到的是不同殖民地移民死亡率此一珍貴的歷史資料。

另外,就在AI(人工智慧)浪潮席捲全球的此刻,艾塞默魯和強森的近作《權力與進步》,更以千年來科技進步對人類社會和勞動市場(就業、薪資)的衝擊為題,指出技術本身沒有好壞,但技術發展政策有的這個警告,相當值得深思。

AI科技成果 衝擊社會公平

簡單來講,AI和技術進步會有兩種效果,一為取代勞工(或降低其工資議價能力),另一個是增加勞工的生產力。截至目前為止,前者的威脅與日俱增,但後者的效應卻只見牛步。而朝增加人們生產力的發展方向,才能讓科技進步的成果廣為分享,否則無異於榨取型制度之重現。這對經濟社會公平是個巨大傷害,更對自由民主體制造成潛在威脅。

艾塞默魯三人組此次獲獎的最大啟示是什麼?除非選對制度並繼續堅持下去,否則儘管曾經有過的自由與繁榮,很有可能都會倒退和失敗。這是個數位時代,或多或少也是個民粹時代,艾塞默魯等人的研究內容和解方,怎麼看都和這兩大時代精神(Zeitgeist)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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