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邱子安
死刑合憲性解釋的世紀判決出爐，大致上大法官沒有自居立法者，動手調整整體死刑制度，僅針對被聲請的罪名，作成十七項主文，加上諸多程序要求，達到了基本權保障與尊重主流民意之間的平衡，很值得肯定。然而，判決以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在犯罪、就審、執行階段皆免死刑。這個部分，不但在解釋方法上值得商榷，造成的政治衝擊，民意的不滿對司法又無可奈何，反讓原先司法內部分工就能解決的問題擴大，頗為遺憾。
網路鄉民一直有個都市傳說，認為台灣法官特別優惠精神障礙者，只要以此辯護，保證獲得免死金牌。鄉民的認知和司法的實務，本有很大的差距。台南殺警案的林信吾就是典型例子，原告主張其有重度的酒精使用障礙症，法院沒有否認這點，但認為過度酗酒與犯罪當下是否因而辨識能力下降，是兩碼子事，依舊判死。唯在此次憲法判決後，在多方面恐造成嚴重衝擊。這些衝擊大法官不用直接承受，普通法院法官卻難閃躲。
其一，有一一三年憲判字第八號主文第七至九項，「在台灣有精神疾病就可以逃過死刑」，再也不是認知背景不同的鄉民傳說，而有確實的白紙黑字為證。其二，大法官不用直接面對民怨民憤，今後審判的各級刑事合議庭卻要承受，被害者或家屬不會、也不用體諒憲法庭與普通法院之間的分工。家屬不平公開發聲、民憤擴散，法律人則再也不能託辭個案案情不同、不同法官認知不同。大法官讓一個原先司法系統內專業分工，可以化解的問題，上升成整體制度缺陷。其三，大法官的論據，主要是無責任即無處罰，但刑法減、免責任情形甚多，若精神狀況能獲免死，瘖啞人（聽覺、發聲障礙）甚至其他障礙，為何不行？在規範審查制度和整體意義關聯學說之下，就算沒有聲請人主張，違憲審查仍可納入，大法官終歸難以逃避獨厚精障的質疑。
當然，大法官更不能大筆一揮一網打盡，把低齡或高齡、其他障礙、依法或業務上行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難（刑法第十八條至第廿四條），統統宣告必須免死。那樣一來，就脫離了本判決只處理有聲請的罪名，未自居立法者制定制度的美意了。以此觀之，更可以說獨挑精障免死，是謹守分際的這號憲法判決中，惹人注目的恣意之筆。
（作者是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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