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茗言
今年六月，孟加拉最高法院裁定維持百分之三十的公職保留給參與孟加拉解放戰爭軍人的子女甚至孫輩，此一「公職配額制度」引發學運，延燒迄今已釀至少三百人死亡、孟加拉總理哈希納辭職逃往印度，軍方組成臨時政府接管。
似曾相似的是，國民黨自一九四九年遷台後，也是採取一如孟加拉的「省級配額制」，一九五○年首次舉行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就明定須按中國各省區人口比例訂定錄取名額，總名額五四八人中，台灣籍只有八人；此一不公制度實施四十年直至一九八九年，總額六百人中台灣籍定額比例數只有二十二人，期間雖訂有彈性措施以提升台籍青年錄取名額，但保護外省籍色彩仍十分濃厚，與孟加拉政府激發民怒的制度毫無二致。
因國民黨為維持中國法統而長期實施威權統治，造成服公職等社會流動形成省籍歧視及畸形的萬年國會代議政治，社會力量無從洩壓，終在一九九○年爆發國民黨遷台後第一次學生對政局不滿之大規模抗議行動，即「野百合學運」。
所幸當時主政的李登輝總統接見學運領袖，與學生代表建立政治改革共識，學潮才能在一周內平復，並開展九○年代憲政改革。
倘若李登輝總統當時採取討好黨內保守勢力而抗拒改革，仿傚甫於前一年即一九八九年血腥落幕的天安門事件，動用國家機器鎮壓學運，一旦稍有差池，以副總統繼位的弱勢總統，恐不敵國民黨黨系與軍系之壓力，最終只能黯然下台，台灣民主政治演化將朝向新加坡式一黨獨大民主或是泰國軍人干政民主的路徑發展。
（作者是台北市民 法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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