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剛好是稻米保價收購政策實施第五十年，當前時空環境和農業情勢已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若我們仍停留在提高保價收購的思維，我國稻米政策將不會有所進步。（資料照）

楊明憲／前臺灣農村經濟學會理事長

近來提高稻米保價收購的聲音不絕於耳，理由是物價上漲、成本提高，農民種稻不敷成本等。由於稻米是我國農業中最為重要的產業，稻米政策也是農業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政策，而且稻米的保證價格與收購數量更是衡量農民所得的參考指標，因此是否高稻米保價收購，值得關注與省思。

回想在五十年前，民國六十三年開始實施的稻米保價收購政策，其背景是因為國際發生糧食危機、國內又因農業不如工業快速成長，政府且同時採取壓抑糧價的作法，導致糧食生產持續減少，政府持有公糧水準也不斷下降，危及糧食安全與社會安定。政府於是決定採取以高於市場價格的保證價格來收購稻穀，以鼓勵稻米生產。果然稻米產量激增，大量稻米湧進政府糧倉，之後政府不得不祭出限量收購及分級收購，但是仍生產過剩，政府收購支出不斷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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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被迫在民國七十三年開始推動稻田休耕轉作政策，希望以休耕給付與轉作獎勵方式來減少稻米生產，但並不是選擇廢止稻米保價收購方式因應，顯然稻米保價收購對於農民所得提高、政府掌握糧源、穩定糧價及確保安全存糧等方面，具有相當的作用。不過，也因此產生了稻米與休耕及轉作之間互為消長的關係，也就是如果休耕給付太少或轉作獎勵不夠，稻田將仍然繼續種稻，故為要吸引稻田休耕轉作，休耕給付或轉作獎勵的 誘因要足夠跟保價收購的所得抗衡，稻米才有可能減產。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當調高保證價格的同時，休耕給付或轉作獎勵的金額也隨之提高，即可印證。因此，當我們今天在討論是否調高稻米保價收購的同時，就不宜只考量稻米產業本身而言。稻米保價收購與休耕給付及轉作獎勵之間具有高度連動關係，若只是一意地調高收購價格，可預見的是農業生產將更往稻米傾斜，不利於休耕的生態環境維護效益，以及轉作國產雜糧的糧食自給率與作物生產結構多元化，更將發生種植水稻的用水短缺問題。

依收購數量卅萬噸計算，稻米保證價格每公斤調高一元，即會增加政府收購支出三億元，而且是以後每年都會增加收購支出三億元，價格調高愈多，政府收購數量也會愈多，當然收購支出也會更加擴大；如果收購價格調高五元，政府收購支出至少每年要增加十五億元。不只是稻米收購支出增加，休耕給付或轉作獎勵也要連帶地調高，否則就不可能吸引休耕或轉作，由於收購價格每調高一元，以計畫收購與輔導收購而言，一、二期的農民繳交公糧的收入每公頃也會增加三二○○元、二三○○元；如果收購價格調高五元，則每公頃的休耕給付或轉作獎勵可能也要跟著增加至少一萬元，以十萬公頃的休耕及轉作面積而言，則政府每年還要再增加十億元支出。

提高稻米保價收購，連帶造成政府支出不斷地擴大的後果，恐非農業長期發展所樂見，因為世貿組織（WTO）早已要求要持續削減境內補貼，而且補貼導致市場扭曲及資源配置效率低落也被詬病已久，實不宜再愈陷愈深，也將使得未來農業改革更加困難。此外，提高稻米保價收購一定具有增產效果，在當前國人白米年均消費量已持續減少至四十三公斤，我們屆時又將面臨更嚴重的生產過剩、倉滿為患、庫存陳米碾碎為飼料米或賤價外銷等等問題。

但是農民的心聲仍應受到政府的重視，而提高保價收購並非唯一的方式，建議可從水稻收入保險的角度思考。水稻收入保險是民國一一一年才開辦的保險，目的是為使沒有繳交公糧的農民有收入保障，在無後顧之憂下努力提高品質及建立通路賣更好的價錢；換言之，水稻收入保險是提供給農民有別於稻米保價收購之外的選擇，如果收入保障優於保價收購，則農民自然減少保價收購的依賴，並有利於稻米產業競爭力及農民所得的提高。水稻收入保險加強型的投保率目前約三成，建議可再提高收入保障水準，因為其中是以成本加成的價格來計算收入，為反映成本上升，可以再加碼成本加成的成數，以強化參加保險的誘因。

今年剛好是稻米保價收購政策實施第五十年，當前時空環境和農業情勢已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若我們仍停留在提高保價收購的思維，我國稻米政策將不會有所進步。當前的氣候變遷及地緣政治風險，更應讓我們居安思危，例如思考稻米政策如何有效強化糧食安全與收入保障，稻米保價收購政策的定位應在於確保糧食安全，而非為提高農民所得，水稻收入保險則在於確保農民所得並發展優質稻米，因此，鼓勵農民多多參加水稻收入保險，並維持現行保價收購政策，當可建構風險管理策略，以保價收購來確保糧食安全所需數量，水稻收入保險則為增進農民收入，兩者分別為重量或重質，兩相結合可使稻米政策進可攻、退可守，才是稻米政策新里程碑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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