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政霖
五月，是屬於「母親」的月份，用於感恩那懷胎十月，養我以愛、育我以溫暖的母親。也同時藉此反思女性勞動者所面臨之挑戰。
做為一個母親，除了生養艱辛外，在工作上面臨的困境尤為嚴重。從政府統計數據以觀，女性勞動參與率自九十六年至一○六年皆落在五十％上下，一一○則為五十一點五％，相較於過去男主外、女主內的社會思維，已有大幅改變。但女性勞動參與率，對比鄰近亞洲國家仍有所不及，又與男性之勞動參與率長期維持在六十七％左右相較，雖較民國八十九年六月底將近廿三％之差距有所縮小，但不可否認，男女勞動參與率仍有一定的落差。自此，應可看出我國職場中在性別平權上仍有待努力，更顯現社會角色分工仍因性別而有所別，以及勞動資源並未充分運用。
有關職場媽媽相關議題，首先參見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已婚女性子女主要照顧者的數據顯示，母親自己與其伴侶自行照顧子女之比例，由八○年代八成降至近年的五成，就此似可預期職業母親在產後休養時，會因為子女照顧者的轉變，加速其回歸職場速度。但觀察相關統計資料，自六十八年至一○五年間，十五至六十四歲已婚生育女性因生育（懷孕）離職後，曾恢復工作之平均間隔月數，自六十八年的四十個月升高到近年的七十個月左右，民國九十五年更高達八十點二四個月。相較前述預期，此數據卻顯示職業婦女在產後回歸職場之間隔時間逐年提升，似乎間接顯示職業婦女在轉換身分成為母親後，面臨家庭與職場難以兼顧等困境，抑或是存有其他問題，致使回歸職場時間增加，值得反思。
職場媽媽在工作中，除了家庭照顧等社會固有框架困擾外，職場對於懷孕婦女歧視亦層出不窮。過去，「禁孕條款」與「懷孕即離職」乃職場中常態，但隨社會逐漸重視性別議題，進而制定性平法後，逐漸改變，大大提升職場對懷孕婦女的保障。
以台北市為例，台北市政府勞動局統計一○四至一○六年的申訴案，懷孕歧視高達九十件，共佔總申訴性平案件之卅六％，更遑論礙於職涯發展、訴訟成本或其他原因，而不願提出申訴之隱形黑數。可見懷孕歧視問題仍未根除，僅是轉換模式。換言之，如今對於懷孕婦女工作條件之不利對待，一改以往直接歧視方式，而係假合法解僱、降調或其他名目進行懷孕歧視。這類案件無論在實務判斷或學理之研究上皆屬一大難題，有極高困難與挑戰。
（作者是法律研究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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