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筱峰、薛化元、薛理桂、汪浩、劉益昌、陳進金、蘇瑞鏘、陳中統、陳欽生
早在1991年即提出「轉型正義」一詞的美國學者璐蒂‧泰鐸（Ruti G.Teitel），2019年來台演講時曾說：台灣過去有那麼長的獨裁統治，不去追究過去加害者的責任是會有問題的；但她同時也提醒，轉型正義標榜的正義不是理想化的正義，而是一種從獨裁轉型為民主的變遷過程中確實可行的正義。言下之意是，各國國情不同，如果不顧實際條件而唱出太高的調子，會徒然增加對立與挫折。
一、中正紀念堂過去的轉型嘗試與現況分析
2007年，陳水扁總統、蘇貞昌院長基於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出版之《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透過教育部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四級社教機構「台灣民主紀念館」。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以後，馬英九政府恢復中正紀念堂牌匾，只有「大中至正」牌匾繼續改為「自由廣場」以至今日。
外界鮮少注意的是，目前國定古蹟「台灣民主紀念園區」仍然存在，只不過範圍內的堂體不稱為「台灣民主紀念館」而稱為「中正紀念堂」而已。
蔡英文總統2016年上任後，2017年12月公布「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依法自應早日處理中正紀念堂轉型問題。做為主管機關之文化部，於鄭麗君任部長時期即曾公開討論、徵詢各界意見並提出「國家記憶與藝術展演園區」等構想，但因故未能定案。
2022年，文化部對於中正紀念堂從著手改良展覽內容做起，減少崇仰蔣介石個人在大陸時期的功業，保留且著重來台以後、任職總統期間的事蹟紀錄，另一方面也增加展示戰後台灣長期戒嚴下的人權受害，以及台灣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事蹟，這方面的改換有重要的本土社團和學者的參與，目前為止我們社會對此肯定多於負評，整體而言應是一種進步。不過，無論從時代潮流或是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規定，都不應止步於此，而應勇敢面對並根本處理「中正紀念堂」作為威權象徵存在的問題。
二、中正紀念堂不應繼續存在的理由
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台北「復行視事」，在台灣當了25年總統。期間建立強人體制，以動員戡亂為由施行臨時條款，凍結憲法，使國大、立院、監院皆成了「萬年國會」。在「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的基礎上，情治機構的力量密布全台。根據促轉會的總結報告，軍政首長之中蔣介石總統介入政治案件審判的次數高居第一（達4,101次），其中超過八成的當事人被他加重刑度，超過三成原本不是死刑卻被他改判死刑。
又根據胡適日記，他在1952年11月19日飛抵台灣、巡迴各地演講並與各界接觸之後，於1953年1月16日亦即離台前夕與蔣介石總統會面時，曾當面規諫：「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一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我說，憲法止〔只〕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這是胡適以1950年代的普世價值對蔣的評論；胡適的此種觀察，在上述促轉會的總結報告可以得到具體數字的印證。
1990年代民主化之後，蔣介石在228與白恐期間的角色愈為眾所周知，基於轉型正義的起碼要求，今日實不應繼續存在崇拜威權、「永懷領袖」之中正紀念堂。
三、建議轉型為「歷任總統圖書館」
討論中正紀念堂之轉型，除了客觀思考蔣介石總統在台灣的功過，仍應先回到上述2007年至2009年歷經陳水扁總統和馬英九總統所形成的現狀，即國定古蹟「台灣民主紀念園區」仍然存在，它的整體內容分為：正面牌樓、民主廣場、民主大道、中正紀念堂。如今談中正紀念堂之轉型，主要是就此古蹟最重要的四分之一，即堂體的名稱以及內容如何轉化，而不應侷限在銅像應否拆除的問題。
這幾年，國史館主張把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歷任總統圖書館，一方面是希望把總統副總統的檔案文物管理制度化，像美國和韓國一般，另方面是希望政府趕快處理中正紀念堂這個威權象徵，但是轉型的方向要有個脈絡，不宜天馬行空地想像；若能改為「歷任總統圖書館」，較能與過去的脈絡與現狀銜接，包括1949年以來在台灣的歷任總統副總統，其檔案文物都能在這個地方做系統性的、客觀的展示，以彰顯國家發展的主要軌跡，實有助於台灣國民意識的凝聚；更重要的是，如此轉型之後，這個園區仍然能夠符合當初指定為國定古蹟的核心理由：「本古蹟為台灣重要之政治空間，承載多數台灣住民二戰後的各種政治記憶，有其足夠的代表性。」如果轉型為人權博物館、美術館或立法院，則不但無法支撐這樣的意涵，且要歷經激烈的拆除或周邊大興土木以適合新的用途，勢必改變原來的景觀地貌。
此外，現有中正紀念堂的人力編制只要稍加調整，「從服務一位總統改為服務歷任總統」，其功能並不難接軌，程序上只要立法院通過廢止「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組織條例」、修訂「總統副總統文物管理條例」若干條文，制定「國立歷任總統圖書館組織法」即可。其中，對於個別總統圖書館應如何由私人基金會與地方政府設立，最近有國史館出版的《他山之石：2022年韓國「總統圖書館」制度考察報告》可以參考。
四、結語
蔡英文總統一再強調轉型正義不是清算，而是在反省歷史之外，還能具有和解、團結的意涵，如今若能將中正紀念堂改為歷任總統圖書館，一元變成多元，不但蔣介石總統縮小了，而且可以看到二戰之後，藉由歷任總統的事蹟，顯示台灣如何從威權走向民主，以及如何由「反攻大陸的基地」變成以台灣為主體、並且自信面對世界的民主國家；類似韓國世宗市的大統領紀錄館一樣，此地可以彰顯我們國家——台澎金馬——74年來的歷史發展。
至於巨大銅像的問題，由於從檔案文物管理的角度而言，歷任總統應該平等對待，如果單獨存在一座巨大的蔣介石銅像不免突兀，若能順應諸多受難前輩的要求予以移除自為上策；但是牽涉國內不同族群不同政黨對蔣介石的感情與歷史評價頗有差距，所以中策是：保留銅像但不再有衛兵儀隊崇仰儀式，該處廳堂應作為威權省思空間、展示戒嚴時期人權受害的歷史。
東歐學者Arnold Bartetzky建議人們公開面對自己的歷史：「一個自由的社會應該要能容忍：不是所有在公共空間的東西都要反映或符合現今世界的觀點。這正是區別我們與獨裁、專制政權不同的地方。」這位藝術史學家反對盲目地攻擊所有不再代表今日價值的東西和摧毀爭議性的雕像：「假如我們繼續如此，我們將會失去我們大部分的文化傳承。」這樣引述並不代表我們主張要保留銅像，而是提供國人看待銅像的另類參考視角。
總之，不要因為銅像的問題繼續延宕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了，依照促轉條例的規定，對於「緬懷威權統治者之象徵」，「應予移除、改名，或以其他方式處置之」，並沒有規定以移除為唯一的處置方式，而是給予決策者裁量空間。轉型正義是與時間賽跑，籲請總統和行政院長速速決定。
（作者分別為專家學者、政治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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