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全體民間委員
「轉型正義」這幾個字從促轉會去年結束運作後，幾乎消失在輿情中，直到蔣萬安市長近來與二二八家屬的會面，才又重新登上媒體版面，可以預見這些關注在二二八後又將沈寂，僅能由民間持續努力。體制上轉型正義工程的停滯，究其根本，政治領袖的政治意志缺乏，與分散各部會的官僚運作制度，皆為原因。如果執政團隊無法把握所剩不多的時間積極補強，不但歷史會為蔡總統辜負的期待記上一筆，民進黨的轉型正義恐怕也難脫虎頭蛇尾之譏。
就「後促轉會」時期的制度設計上，原先希望用三層制來確保工程持續，以行政院長擔任會報召集人，領導資源龐大的各部會投入，理應勝過促轉會單一機關的效能，也能提高層級，調和機關間不同意見；新設的人權處作為幕僚單位與各部會日常聯繫協調。然而實際狀況，卻不如預期。
例如，退輔會持續公然反對法律明訂的銅像移除，主管的內政部噤聲，也未見政院表示立場；總統府持續修繕兩蔣「陵寢」，輿論解讀為軍方尊蔣有成，官員受訪用詞論調與四十年前相仿，蔚為奇觀。一般認為「較無爭議」的不義遺址，文化部始終以委託研究進行中來當擋箭牌，眼下發生的個案如華山司法園區，幸有司法院和台北地方法院積極與民團溝通，過程中主管機關僅列席旁觀，不提出任何立場。
再如「中正紀念堂」轉型，先前已有論者指出蔡總統八年恐怕進度還不如朝小野大的阿扁。儀隊仍在，展覽與龍前部長曾倡議的「功過並陳」相去不遠，轉型遙遙無期。文化部以「補助」民間團體徵件當成自己的主要成果，欲從中擇優方案作為修法基礎，似將官方責任委由民間承擔，路徑及共識正當性游移不明。其他如國民黨黨史檔案的調查徵集、加害者究責的法制完備、真相調查、受難者與家屬的照顧療癒等，進度皆令人擔憂。
綜觀而言，以一般官僚系統處理被認為政治敏感性的業務，本有其困難之處，公務員擔憂政黨輪替後的清算（並非無稽），對轉型正義的理念認識有限，受到個人意識形態的影響，或本位主義、以拖待變等，都可能是原因。但此處正是格外需要政治領導與政務官判斷與貫徹之所在。部會首長若不能嚴正看待，在龐雜公務中，下屬自然有所撿擇。總統若只看儀式只有道德呼籲，行政體系自然上行下效。
我們建議，蔡總統在最後任期內，除了國防外交之外，作為關鍵時期的政治領袖，應當持續為打造台灣成為更具韌性、民主更為鞏固的社群而努力到最後。具體工作是把握本屆立院會期，儘速完備各項業務所需的法制，例如指標性的政治檔案條例，已有基礎的促轉條例全文修正案，或部會發展成熟的其他修法等務必優先通過。
人們如何看待自身的歷史、怎麼面對未來，不可能繞開分歧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意識，但保有差異不代表無法共同前行。執政團隊若不能堅守價值，輔以具體政策推進，我們只會持續看到歷史創傷淪政治口水，相關團體對二二八與加害者議題的主張，反而被前威權政黨民代與名嘴譏諷為「擁抱仇恨」，若旁觀此等荒謬而無作為，是對死難者尊嚴的踐踏，也是民進黨執政的一大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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