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志偉
說到聖誕節及新年的氣氛，肥鵝和麋鹿對歐洲人來說，是兩種不可缺乏的動物：現實中的烤鵝是他們的傳統聖誕大餐，至於傳說中拖載著聖誕老公公和滿雪橇禮物四處奔馳的任務就由北地的麋鹿來承擔。
在歡樂的節慶裡，一個被烤來填肚皮，一個被抓來拖雪橇。許是因為如此，「肥鵝」之「呆頭」和「麋鹿」之「憨厚」，在歐人的童話和寓言故事裡，猶如「獅子」之「勇猛」或「綿羊」之「溫馴」，「野狼」之「兇殘」及「狐狸」之「狡猾」，已是一體成型之刻板印象。限於篇幅，今天所談僅能止於「呆頭鵝」。
「呆頭鵝」之為「呆頭」，當然是因為有「狐狸」之為「狡猾」，也因此，我們都習慣指摘狐狸，而同情笨鵝。到了二十世紀七○年代，卻有某德語作家新編了「呆頭鵝和狡猾狐狸」的故事。肥滋滋的呆頭鵝同樣喜孜孜地接受了狐狸到牠家共進午餐的邀請。呆頭鵝邊進屋，邊還問：「那今天吃什麼？」狐狸則慢條斯理地答道：「喔，跟平常一樣。」然後，同樣，一口咬斷毫無警覺的呆頭鵝的脖子並接著說：「今天吃烤鵝。」故事原本應至此結束，但是作者卻另外安排了一隻麻雀為笨鵝抱屈：「狐狸，你實在太過分，每次都這樣欺騙可憐的肥鵝。」這時，狐狸（文學）史無前例地第一次有機會為自己辯護：「你們每次都說我狡猾，可是，怎麼沒人怪笨鵝為何每次都那麼呆頭？」狐狸的這段話，當然是作者意在言外的現代「寓言」：沒有鵝之「呆頭配合」，狐狸如何每次都能「狡猾得逞」？易言之，作者要說的是：「一味指摘狐狸，固有其理，但卻於事無補。呆頭鵝應該反省和檢討自己，這才是釜底抽薪的作法。」
在德國，這篇現代寓言如今常被挑來作為中、小學的國文教材（他們沒有統一教材），用以解說「權力關係」。我們可以想像，這個現代寓言可以用來闡釋「消費者和資本家╱財團」的關係，也可以提供給「性別研究」做參考，至於用來說明「人民和政權」之間的關係，更無不可。反過來看，對既得利益者來說，最符合既得利益者之心願的情況就是別讓「呆頭鵝」察覺其為「呆頭鵝」之事實，甚至還甘之如飴地扮演「喜憨鵝」的角色，蓋唯有如此，才有永保「呆者恆呆，狡者恆狡」的可能。而一旦放到政治的場域裡來看，「愚民教育」正是統治者「永保安康」而被統治者「永保阿呆」的不二法門。「喜憨兒」能自立，值得吾人敬佩處猶多於凡人，至若無知之「喜憨鵝」，差之遠矣！
隨舉德國國中小的國文教材一例，我的目的是要指出，台灣的國語文教育若被刻意刪除「思想性」的內涵，致使受教者失去培養「批判性的獨立思考能力」時，則毫無疑問地，這正是當權者愚弄舉國人民以遂其私慾之明證。就這點來看，國民黨來台之後，我們的國語文教育裡，被塞進超過百分之七、八十的文言文當教材，美其名為「國故傳承」，實則是在藉「文言之浸淫」以殺「思想之啟蒙」！
「文言文」並非沒內容、沒思想，事實剛好相反，其承載著中國歷來各家的論述內涵，文學創作等，有哲思者，何止千百？但是，國民黨當權半世紀，他們「精挑細選」後餵給人民一堆又一堆的「文言文」，且不說是在假其「文字之優」、「意境之美」，以阻「思想之深」、「批判之起」，更別提由於安排過多的文言文而排擠掉應有的白話文及台灣文學之份量後所產生的思想貧瘠與離鄉離土，甚至與國家社會脫節的嚴重後遺症了。
對現狀之正當性「不知懷疑」，當然就會導致該生氣而「不知生氣」的結果，這是呆頭鵝的主要特質。就這點看來，龍應台一九八四年燒起第一把野火的文章題為〈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有其道理。三年後，一九八七年，台灣旅美作家叢甦將四十篇散、雜文結集出書，題曰〈生氣吧！中國人〉，也算抓到重點。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對照當時那個戒嚴已超過三十個年頭的時代，我們就會發現，較之於那些具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本省和外省民主鬥士及知識份子們，叢甦及龍應台要「中國人生氣」的呼籲，竟是如此的「文言文」，如此的「外來」！並非本人事後諸葛，看看當時從日據時代以來，延續到雷震、殷海光、彭明敏等人及八○年代的「黨外」雜誌，如果說，連那時的「中國人都要生氣」，那「台灣人就可以跳海去了」！
二十年過去了，生於山東，長於台灣，留美多年的叢甦，在「三一九槍擊案」後，又跟一堆海外「中國人」站到一塊兒生氣了，咱能訝異嗎？她如此在意日本在中國犯下的「南京大屠殺」，還會在書中引驚險逃過納粹政權迫害的漢納．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話，指出「極權政體的弊害之一是使被統治的人民民智日趨低愚」，但卻無視國民黨在台灣戒嚴三十八年的殺戮及愚民事實，反台獨甚至反到無能體會，「台灣人也有資格生氣」的可能，寧不令人錯愕？
看不到國民黨在台灣戒嚴三十八年的惡行，邊批判「台獨意識」，邊還能引漢納．鄂蘭的話，不足為奇，但敢引她的話，還有臉聲稱「三二○總統大選之後，看到台灣的外省人之遭遇，始能體會納粹時代的猶太人之情境」者，獨陳文茜也。人家叢甦好歹也讀到了鄂蘭所說的「極權不分法西斯和史達林」（極權就是極權，極左和極右皆同），陳文茜向雙手血腥味、滿袋骯髒錢的國民黨靠攏也就罷了，無視當年百分之十五的兩蔣外省集團高壓統治百分之八十五的本土人口的事實也就算了，但是其仇恨陳水扁總統及台灣人從苦難中結晶出來的「國家意識」、「覺醒意識」之程度和褊狹，硬是幾幾不輸希特勒之仇恨猶太人，豈不怪哉？
陳文茜於此次立委選前出刊的《商業週刊》（2004.12.06-12.12）裡所寫的〈最後的義務〉，又是鄂蘭，又是杜蘭（John Toland, 1912-2004, 1971年普立茲獎非文學類得主，1976年撰《希特勒傳》），滿腔熱血，一紙溫情，卻是鄂蘭加杜蘭，怎麼看都是令人作嘔的深藍，其目的無他，就是醜化阿扁總統和詆毀「台灣意識」。深藍並不一定令人作嘔，阿扁並非不能挑戰、批判乃至嘲弄，但是陳文茜附庸於國民黨之下，將陳水扁比為希特勒，再將台灣意識醜化為納粹精神，繼言「從今而後，制衡陳水扁的力量已不在島內，只在華府和北京」，試問，我們可不可以說一句，「台灣人，你為什麼不生氣？」
好，既回到「生氣」，同一期的《商業週刊》，總編輯王文靜在「總編輯的話」這一欄寫了一篇短文，題目就叫：「知識份子，你為何不生氣？」她氣什麼呢？她氣「教育部新修訂的高中課本中將大幅度刪減文言文教材」。「氣到顫抖」，她說。憤怒的王總編輯自稱「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也不關心政治」，但是她「不懂政治為何要干預教育，更不懂，愛台灣為何就要與中國文化斷根。中國歷史、中國古書，有深厚的文化與優美的文字。」然後她聲稱，「回顧過往，求學時背誦文言文很苦，然而，它奠定我日後思考的縱深。我想，很多人也是如此。」
大家親眼看到了吧，除了戴人家「去中國化」的帽子不說，原來，文言文真的不是用來「閱讀」的，是用來「背誦」的，如此，要不成為呆頭鵝，簡直何其難也！而由於，「思考的縱深」須待「日後」才現，我們可不可以說，任何「當下的思考之膚淺」，只源於，那個「日後」仍未到來？那麼，就憑這番反對「刪減文言文的理由」之膚淺，我們就可恭喜王總編輯的「來日方長」了。
就在投票前夕，聲稱「不關心政治」的王總編輯呼籲「知識份子不該在這歷史的轉折點上，噤言」，這個時機說這話，夠不夠「政治」，自有論斷，至少，「不關心政治」而敢自稱「知識份子」，堪稱一絕。倒是，看樣子，總編輯不曾為台灣的「過去」生氣過，憤怒過，彼時背誦多年的「文言文」，日後總算變成一篇「文靜文」，也算功不唐捐，但是，「縱深」的方向能否稍往「台灣的歷史」調整？譬如，若無國民黨的「愚民教育」，今天會有「政治干預教育」的必要嗎？呆頭鵝之為呆頭鵝，不正因為牠永遠視「現狀」為理所當然嗎？
王總編輯在文末語帶歉意地說，「過去，我很少對公眾議題發言，因為媒體該保持旁觀者的中立。這次，我多言了。」咦，王總編輯好像不知道，就在〈總編輯的話〉的下一頁，那位把每個台灣主體意識之活動一律視為對中國之挑釁的金惟純發行人也在同一期寫了一篇題為〈投人性一票〉的文章。金發行人這篇文章，看似中性，卻是從頭到尾一個「騙」字貫穿其中，對照泛藍詆毀阿扁的「詐騙總統」，其意甚明：「投人性一票」等於「踹阿扁一腳」，泛藍加油！
王總編輯如果漏看了金發行人的那篇，那總也不至於忘了再下一篇，公孫策的「吃柳丁還是喝珍奶？」吧？這一篇又引《莊子》，又引《戰國策》的文章，就在投票前夕，最後甚至明指：中國入侵的話，果農子弟可別去抓武器，交給喝珍奶的國軍即可。
公孫策之後，接著就是前面所提陳文茜的文章。容我請教一下王總編輯，一個名為《商業週刊》的雜誌，在選前那一期，翻開目錄後，接連四篇文章，全都在打綠打扁打台灣意識，而您身為總編輯卻強調，「我不關心政治」，甚而膽敢謙稱「媒體該保持旁觀者的中立」？如果這就是當初背誦文言文多年而日後「思考得以縱深」的結果，那麼，我只能說，「感謝您，您幫我們印證了台灣的高中國文教材的文言文必須大幅縮減以增加台灣文學份量的必要性及正當性。」多言無益，有詩為證：
台灣世代呆頭鵝，還沒長成先夭折
移民性格本鮮活，愚民教育變笨拙
家園淪為他人國，至今不知問為何
媳婦尚能熬成婆，呆頭不會有心得
（本文作者為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