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廣場》談學術企業化之弊病

阿茲海默症論文風暴有感

◎ 彭銘得

知名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近日一則爆炸性專文,指出阿茲海默症蛋白沉澱學說,經調查疑似有大量實驗數據造假,撼動了整個阿茲海默症病變原理的基礎。

過去幾十年來,日韓台等東亞國家爆出多起重大學術造假,讓人不禁擔憂,東亞學術文化何以至此。如今美國爆出這樁重量級學術爭議,反應了大學企業化對全世界學術界造成的負面影響。

大學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一直在改變。在多數的時代中,大學教育都只是上流階層的文化資本。而早期西方帝國主義的偉大事業,如地理大發現、全球貿易、工業革命等,商會與產業公會扮演的角色都多過學界。直到十九世紀,普魯士的崛起伴隨其教育普及,包含大學教育,使得其他西方諸國仿效,開啟了第一波的大學普及化。在這階段,政府主要希望大學藉由提供高端人才,來對國家發展做出貢獻。

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科技進步對戰局產生關鍵影響,各國開始大力贊助學術研究,這也導致學界與政府的緊張關係,擔憂學界如果接受了政府的慷慨,是否會由國家主導研究方向,因而喪失學術自主。折衷之下,遂有了線性發展理論:由國家贊助、由學界專注於基礎研究,由產業界接續應用研究。在基礎研究的框架下,保障一定的學術自治。

冷戰結束後,全球產業供應鏈重組,全球化邁入高峰。發達國家為了掌握上游研發優勢,於是有了「知識經濟」的口號,期望學界生產的知識能即刻貢獻經濟發展。在知識經濟潮流之下,大學開始企業化的轉變,包括一、促進大學與產業合作,鼓勵學者接受業界的專案委託,順便讓學生執行研究,畢業後順利過渡到業界。二、讓大學也成為企業,設立各種育成中心,導入企業KPI制度,要求學者產出更多的知識。學術文化巨變,學者被迫為發表而發表。量化指標是否能提升知識品質,亦充滿疑問。

諾貝爾獎得主希格斯曾說,他如果是在當今講究短期大量發表的學術界出道,恐怕也無法存活。誠然,學界偶有不適任教師,但量化評鑑是否足以讓不適任學者退場,猶未可知,其不合理的壓力卻已影響所有研究者,營造了學術造假的溫床。

根本性的問題,若大學的目的是為了政府與產業服務,則大學自治的基礎性何在?利用產學合作讓學生與業界接軌,固然有利於學生職涯發展,但大學教育是否應該等同於與職業教育?也有學者拿研發成果新創公司,引發爭議,說到底,仍是學術應該如何定位的問題。

過去台灣每出現重大學術爭議案例,就會要求學生與新進研究人員去上學術倫理課程。然而,對於系統性造成的問題,卻冀望於個人良知選擇,恐怕是對錯症下錯藥。

(作者為中正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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