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以來的習近平十年，尤其經過烏俄戰爭，美國才驚覺自己面臨著修昔底德陷阱。(美聯社檔案照)
一九八九前後，堪稱當前世界格局的分水嶺。蘇聯，東歐，波蘭，共黨政權如骨牌垮台。中國，則以首都屠殺人民敉平「反革命動亂」。而後者，西方經過短暫的、虛有其表的制裁，爭相與一黨專政打交道。而隨著中國崛起，經濟殖民、輸出專制成為其提升國際地位的公式。影響所及，始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反因全球化的嘉年華會而逐漸退潮，有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在冷戰結束後轉向威權主義。
歷經一個世代，華府的結論依舊是︰「我們不尋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美國不會設法造成普廷在莫斯科被推翻」，則是從蘇東波倒退了。公民社會毫無空間，中俄為首的專制、非民主國家，正在進行專制鞏固與擴張。自由之家的「二○二二全球自由報告」示警︰全球民主連續十六年衰退，威權越來越可能取代民主，成為國際上國家治理標準模式。西方不改變專制國家，民主版圖則逐漸萎縮，形成一種可憂的現象。
二○二○年底，中俄進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今年四月初，由於入侵烏克蘭踐踏人權，聯大通過暫停俄羅斯在該理事會的職權，而中國投下反對票。五月底，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舍萊至中國訪問，幾乎淪為北京的宣傳工具。現在的中國，不僅不怕外界的人權批評，反而大言不慚自己是人權大國。二月初，中俄聯合聲明︰各國人民有權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的民主實踐形式和方式；一個國家是否民主，只能由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評判；捍衛民主、人權不應成為向別國施壓的工具；必須堅持人權普遍性與各國實際相結合，按照本國國情和人民需求保護人權。總而言之，中俄不吃西方那一套。
二二四，俄侵烏，華府仍認定，國際秩序最嚴重的長期挑戰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構成，北京正在挑戰二戰之後維持世界進步的普世價值。然而，冷戰時代致力於終結共黨政權的理想，已經在冷戰結束後被遺忘了。反而是，對中國經濟改革觸動政治改革的期待，儘管歷經蘇東波到天安門事件，依舊保留了下來。在這種不切實際下，西方的焦點心安理得地轉移到中國工廠與市場的機會與紅利。這不啻給了北京戰略機遇，讓它得以吸納西方的先進力量，走向數位極權統治的經濟軍事大國。二○一二以來的習近平十年，尤其經過烏俄戰爭，美國才驚覺自己面臨著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崛起必然會挑戰美國霸權，而美國也必須克服中國威脅。至於，是否必然導致戰爭，風險正在上升但仍難預測。
五十年來，美國的中國政策，持續奉行上海公報之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這是一種「不改變中國」的基調，而北京在蘇東波、天安門事件之後，極盡所能「反和平演變」，堅決捍衛一黨專政與意識形態。從救亡主題的「反和平演變」 ，到擴張型的「輸出專制模式」，習近平展示了龐皮歐的預言︰「如果自由世界不改變共產中國，那麼共產中國將會改變我們」。西方挹注中國發展，卻不尋求改變中國，其所召喚出來的歷史幽靈是︰富強。富（經濟）了下一步是強（軍事），習近平正好在這種階段出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習近平扮演這種角色，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長期以來，美國的中國政策，實用、利益當道。「聯中制蘇」成功後，依舊繼續滋養中共權力／利益集團，無視於六四屠殺暴露之凶兆，遂造成養虎貽患的難局。原因，一是美國的中國政策，缺乏肯楠般終結蘇聯邪惡帝國的擘畫者，遂由策士、商務部、企業短線操作政策，欠缺可久可大的戰略宏圖。二是，美國的最高決策圈，未能網羅洞悉中共權力／利益集團思維的華裔人才，過度仰賴理論分析的西方中國通、漢學家。而實際上，一九四九以來，棄中就美的華裔人才輩出，但幾乎絕緣於華府決策內圈，十分可惜。川普政府首開先例，任命華裔余茂春擔任國務院國務卿政策規劃辦公室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他提醒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是兩碼子事。拜登政府任命華裔戴琪出任貿易代表，最近她提醒取消部分中國商品關稅與否，應該放在對中整體戰略的高度予以考慮，與商務部偏重緩解通膨不同。凡此突破華府傳統官僚盲點的洞察，華府還有不少需要加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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