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對於中國有著特殊意義︰一是一九八九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一是今年上海封城兩個多月的六月一日解封日。這兩個不同時空的事件，都是中共「暴力維穩」管治模式的呈現，意味著任何對於政權的威脅，無論是爭民主的抗爭或是病毒的侵襲，中共政權一律以暴力的手段予以回應。誠如學者所稱，「六四鎮壓」開啟了暴力維穩的國家治理模式；而習近平則全盤繼承這個模式，並在嚴格執行封城清零而侵犯人民最後的自由界限時，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絕大多數國家採取與病毒共存模式，經濟與社會運作恢復常態之際，台灣在圍堵之路艱苦走了兩年，也在大環境條件俱足之下，加入了「共存」隊伍，與世界重新接軌。唯獨中國在習近平的堅持下，依然堅守全球清零的最後堡壘，並且採取極端手段將擁有數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封鎖，使得上海之類的大城市停止了運作，幾乎成為一座座監獄，即使就古往今來各種形形色色的極權統治而言，仍是一個令人驚悚的景象。習近平的動態清零政策，違反流行病學的專業與法則，注定徒然無功，且將付出慘痛代價，何以這個獨裁者卻堅不妥協，好似在重演毛澤東時代「打麻雀」的歷史鬧劇。實際上，這種非理性的作為只有從獨裁統治角度來看，才能理解其作用與目的。換言之，這是一次對於中共統治模式與穩定性，所精心設計的測試。易言之，它是以對抗病毒之名，無限度強化政治緊縮與控制，檢測人民犧牲自我的極限之政治操作。
六四事件代表著中國民主化的挫敗，也是中共面臨政權保衛戰時，所作出符合其暴力本質的殘酷回應。三十三年前，中國各大城市的學生、工人、市民走上街頭，要求民主，最終在天安門廣場絕食抗議。這是近代中國最接近民主的一刻。諷刺的是，它卻在中國「改革開放總工程師」鄧小平下令鎮壓下，被解放軍的坦克、機槍屠殺，斷送了民主的生機。解放軍公然對著人民開槍，只為了捍衛搖搖欲墜的中共政權，不但玷污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中的「人民」兩字，也打破了政治學理論中認為經濟成長可以帶動民主改革的假設。解放軍的鐵血鎮壓，向世人揭開了中共所謂改革，其實是「經濟放鬆、政治收緊」，只是中共政權救亡圖存的手段，與獨裁統治的鬆動，以及民主改革無關。可惜的是，少數西方國家至此仍對中共的政治改革抱有期待，以為六四只是一場歷史意外，因此在經濟上仍不斷向中國挹注，給予各種的優惠；在政治上，期待中國走上民主，並與之結盟聯合，企圖制約俄羅斯。西方對中共的幻想未滅，不斷鑄下大錯，讓中國快速茁壯，造成對人類文明、安全、秩序的威脅。
其實，「六四」並不是一個歷史的偶發事件。中共建政之後，毛澤東時代有文革，鄧小平時有六四，乃至今日習近平對西藏、新疆、香港的鎮壓，及對台灣與周邊國家的侵擾，尤其是「清零抗疫」這一戰，本質上是一脈相傳的。毛澤東時代，數千萬中國人犧牲了生命；鄧小平則在天安門揮起了屠刀；習近平更將文革時「畫地為牢」的精神充分發揮，以封城之名將數億人關在自己的家裡數月之久，連監獄都不必打造，解封之後，仍以核酸檢測常態化，變相持續監控人民。令人不解的是，政治迫害、封城，只有引發零星的不滿，卻未見大規模的抗爭，甚至革命起義，被害人反而在獲得平反、解封之後，歡天喜地，對黨感恩戴德。由此看來，中國能否走上民主，中共能否拋棄極權暴力本質，能否接受普世價值與國際規範，答案似乎並不樂觀。西方國家領袖應徹底認清局勢，務實評估如何正確與中國相處，警惕其對世界日益明顯的威脅，才能真正確保全球的和平。
無論毛澤東、鄧小平如何殘暴，此刻台灣面對的是習近平，他才是吾人關注的重點。習近平是個志比漢武帝、比肩毛澤東，甚至看不起鄧小平，才幹平庸卻有著狂熱野心。他以「白衛兵」嚴格執行封城清零，展現了冷酷殘暴的一面，台灣民眾即使團結一致，都仍面臨艱難的挑戰與嚴苛威脅，遑論仍有少數政客、媒體不以台灣存亡為念，將「中國認同高」置於民主與民眾福祉之上，不斷迎合呼應中共的統戰，一再唱衰台灣，始終站在台灣利益的對立面，那才是當前台灣最大的隱憂所在。「六四」是個悲劇；「六一」解封是個鬧劇。這些日子所代表的是，破壞人類文明、自由、人權與幸福的極權統治本質。台灣人民必須了解這些內涵與意義，方可強化對自由民主的信念，對抗中共邪靈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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