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龍／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

長久以來，台灣經濟最重要特徵一直是出口導向的高貿易依存度。然而，這種依賴出口的經濟體質並不穩定，極易受國際市場變動所影響。也因此，如何策略性地回應諸如持續延燒的肺炎疫情以及未見終點的俄烏戰爭等國際局勢變動，成為當前台灣最重要的國政課題。已肆虐兩年多的COVID-19肺炎疫情，不僅迫使各國重新思考戰略物資的定義，同時加速供應鏈與產業結構的調整；俄烏戰爭的爆發，一方面引爆能源轉型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更讓世人認識到資訊情報已成為決定戰場勝負的重要關鍵。這意謂著不僅台灣，目前世界各國都面臨到產業轉型、數位轉型與能源轉型的多重壓力與挑戰，同時也在思考要如何回應。是以對台灣來說，必須提出具體可行的國家級戰略，才能協助產業與企業調適當前的變局。

新南向政策再升級

二○一六年蔡英文總統之所以提出新南向政策，就是希望在當時能引領台灣企業跳脫過度依賴中國市場的產業鏈，開拓更寬廣國家願景所提出的國家級戰略。而回應當前國際局勢的變動，正是新南向政策能否數位升級的關鍵時刻。所謂的「數位新南向」，希望能應用台灣優勢產業的數位科技創新，搭配供應國內的硬體機器設備，進行系統整合行銷服務，實現台灣數位包容性跟網路外部性的兼顧特質。透過產業間跨域整合推動國際區域的經貿活動，以智慧製造、智慧城鄉、智慧交通以及智慧醫療等四大領域作為推動重點，對內育成新世代經濟成長動力，對外連結台灣與國際社會，讓世界更看見台灣也更需要台灣。也因此，「數位新南向」將不僅是經濟政策，更是與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的國家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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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上在分析國家安全戰略時，包含外交（Diplomacy）、情報（Intelligence）、軍事（Military）與經濟（Economy）等四個層面的DIME，一直是重要的參考架構。而除上述四個硬實力外，我認為若能再加上軟實力（soft power），將構成一個更符合時代需求的國家戰略思考架構。DIMEs的五項構面，是當代國家發展戰略上的必要元素，「數位新南向」政策強化台灣在DIMEs的實力，也是讓台灣更安全的國家戰略手段。目前台灣在國際上仍持續受中國「一中原則」壓縮外交空間，難與各國政府有正式外交往來。但台灣以技術創新的硬實力為基礎，透過「包容性」的人本主義價值的「包容性」軟實力與南向國家當地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突破重重外交限制，擴大我國與這些國家在外交、資訊、軍事與經濟上的連結與合作空間。

以軟帶硬連結世界

除外交、情報、軍事以及經濟上的硬實力外，台灣的軟實力具體表現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推動「Taiwan Can Help, and Taiwan is Helping！」，展現我們對國際社會的人道關懷與災害防救的能力。台灣應藉機推動成為印太地區防災人才培育訓練中心，藉此與各國合力提升抗災能量與韌性。近來我所提倡的「產業棲息地發展理論」就是一種制度也是軟實力的展現。數位新南向的實踐也借助其中的部分思維，以制度的「包容性」推動產業數位科技創新，透過產業棲位形成最適的棲息地形成一個共享共榮的共生平台推動產業共進化的境界。具備「包容性」的軟實力在政治價值觀上強調自由、民主、法治以及人權；在社會層面上強調志工精神；在經濟上強調創新與研究的高附加價值產業轉型。另外，台灣的多元文化背景以及教育水準，都是前進新南向極具象徵的軟實力。

台灣的軟、硬實力，可以連結印太區域國家的產業鏈，同時對這些國際架構做出貢獻。數位新南向以台灣的經濟實力（E）提高實質外交（D）的方式，達成增進國家利益的目標。而這些國際經濟或安全架構，則將能協助台灣提升國家戰略上的情報能力（I）與軍事能力（M）。在以軟帶硬的推動模式之下，數位新南向的內部戰略是提升國內產業發展，以改善經濟體質；外部戰略目標則是提升台灣情報能力與軍事能力，以強化國家安全。而未來數位新南向的具體成果，更是台灣目前爭取融入美國「印太戰略」與「印太經濟架構」、加入日本主導的CPTPP、以及參與美日印澳等民主國家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等國際架構的重要推進力量。

引用DIMEs模式的政策意涵在於，新南向政策不僅為台灣企業開拓海外新市場，降低國家發展風險，同時還能強化國家安全。在疫情仍持續升溫，俄烏戰爭前景不明的狀況下，我們應以DIMEs模式來思考如何推動數位新南向戰略，塑造本國企業的「凝聚力」爭取南向各國的「認同」（identity），同時以此建立海外最適產業棲息地，連結台灣與世界，讓台灣能成為世界所喜愛的台灣，讓台灣真正成為世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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