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花東防衛指揮部前少將參謀長韓豫平奉時任花防部指揮官、現任國防部總督察長劉得金指示，招待政戰主任眷屬吃飯，因使用漢光演習「加菜金」支付，與行政士張淯森一同遭最高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陸海空軍刑法及刑法之罪刑判處四年六月、一年有期徒刑。此案因「情輕法重」，引發爭議，朝野立委紛表聲援。而蔡總統則宣布特赦，使二人罪刑之宣告均無效，輿論多表支持。此案件凸顯台灣法制之缺失，總統特赦固然可濟法律之不足，但通盤檢討改善，才是避免憾事一再發生的根本方法。
在台灣民主進程中，司法改革既備受期待，又容易淪為口號式的訴求，空有理想，但缺乏執行魄力，最後少有績效，讓民眾對司法更加失望。司法攸關民眾權益與生命財產之保障，只有完善的法治，才能為民主政治打下深厚的基礎。然而，台灣脫離威權與獨裁統治不遠，法制層面仍然殘留部分不合時宜的規定，與政治、經濟，甚或常民社會運作有扞格之處。尤有甚者，在整體社會的每個社群聚落之中，存在行之多年的運作習慣，與現代法治觀念與規範並不契合，因此這些長年習慣一旦與法律發生對撞，便會面對不合比例原則之究責，並衍生出諸多不滿、批判與抗爭，使全民無法建立法治社會的共識。
上述行之多年，且被部分人沿襲至今，實際上卻觸犯現行法律的行為，一般皆以「歷史共業」稱之。這種違法的「歷史共業」行為之特色在於，參與者眾，並無違法之自我認知，且多數只是貪圖小利、佔便宜的「方便法門」，而非大奸大惡。因此，它滋長於相關的社群、工作鏈，甚至社會大眾也習以為常。然而，它終究牴觸現行法規，因此一旦被檢舉、偵辦、審理，相關人員恐須付出慘痛代價，包括牢獄之災、財物損失，甚至衍生政治惡鬥，造成社會的對立分裂。
台灣近年發生不少「歷史共業」案件，本可讓民眾深思檢討人情之常與法律扞格之處，以謀「情、理、法」之全面周延，建構法治健全之文明國家。遺憾的是，台灣社會的政黨與意識形態對立激烈，幾乎到了非理性抗爭的地步，一旦爆發此類案件，尤其涉案者係對手陣營，則即使明知其情可憫，犯行不重，仍一味批判，要求法辦到底，處以重刑，才願意善罷干休。韓豫平的加菜金案與蔡總統二○一九年七月出訪時的私菸案，便是最典型的案例。
韓豫平案挪用的加菜金僅有兩千多元，且單位主管對於加菜金本具有分配核定權，在該案中更無獲利，視為行政上的瑕疵，亦無不可，卻以貪污治罪，判處重刑，並影響其退休金權益，「情輕法重」之弊，顯而易見。因此蔡總統的特赦或許不是根本解決的方法，但這正可提供朝野探索不合時宜法令之修訂。孰料，蔡總統行使特赦，反而導致原本聲援的藍營立委轉而成為質疑者。一念之間，由同情變批判，全因政治。其次，私菸案是「超買」、「走私」，甚或「前朝陋習」，仍難釐清。但涉案的國安官員一審遭以貪污罪分別判處十年及六到七年等重刑。其實，藉由陪同總統出訪之便，糾眾團購免稅香菸的陋習，是否沿襲已久，才使主其事者習以為常，敢於大張旗鼓，廣邀跨單位人員參與？這是可以質疑的重點。此案未來仍有激烈的法律攻防，對於司法人員可能只是不同罪名的定罪而已，但對於涉案者而言，恐怕就是攸關一生的命運了。
總統特赦雖然可以彌補司法上「情輕法重」的弊端，但是，另一種「情重法輕」，影響國家安全的共諜案輕判問題，其實是台灣更須重視的課題。台灣存亡最大，也是唯一威脅的是中國，但是對於中國間諜來台滲透、收買、偷竊國家機密、智慧財產權，甚至發展組織，建立第五縱隊之破壞行為，法院卻多輕判了事。據法務部統計，二○一五至二○年之間，全國地檢署起訴國安法案件共二二二件，其中被法院定罪共一三七人，判刑一年以上僅九人。而國安法雖然在一九年修正，將最重刑從五年調整為七年以上，然而法院對共諜案仍傾向於輕判，令人徒呼負負。美國雖然保障民主自由，但不影響其對妨害國家安全者的嚴格限制與重判。反觀台灣法院輕判破壞國家安全案件，不僅讓台美合作蒙上陰影，更危及國家的生存。
總之，總統特赦韓案二人，凸顯執政者彌補社會正義與民眾觀感落差的高度。但吾人更應檢討的，首先是這類情輕法重的歷史共業，如何納入全盤思考與法令修改，以達到公平性與普遍性，避免相關憾事一再產生；而對於法院處理共諜案出現的「情重法輕」心態，與法律規範無法有效確保國家安全的疏漏，研擬如何改正，以確保台灣民眾生命、財產的安全，那才是吾人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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