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泰斗余英時 （資料照，允晨出版社提供）

余英時／故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

所以香港所面臨的危機是全面性的，局部的得失尚在其次。港人似乎已直覺地感受到這一點，否則我們便無法瞭解：為什麼他們為了反修例運動，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傾城出動，遊行抗議。（路透檔案照）

編按︰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北京人大常委表決通過《香港國安法》，晚上十一點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公布並立即生效。去年仙逝的史學泰斗余英時於七月初接到香港某媒體傳真，問可否受訪，余在九月十八日完稿，並表明「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最終，這篇稿子未能在香港見刊…輾轉收錄在五月即將問世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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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上月初承寄下有關香港前景的八個問題，十分感謝。對於香港今天所面臨的危機，我不但關懷而且憂慮。我之所以在一個多月以後才試圖答覆這些問題，是因為當時香港的情勢還在變動之中，趨向沒有完全確定下來。現在香港、大陸和國際的種種反響已大致清晰地呈現出來，讓我試說個人的反思，以供讀者參證。

問：自從爆發反修例運動後，香港政局持續不穩，近日，北京更在沒諮詢港人情況下，通過港區《國安法》，聲稱防止香港成為顛覆政權的基地，教育有機會被重點整頓；政府公共圖書館已經率先審查政治書籍，你認為這將對香港的學術自由構成什麼影響？

余：北京這次將《國安法》強加在香港地區，確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其影響所及，決不限於學術或思想的自由，我要正式指出：這是中共決定將香港的納入它的極權體制之中；從此開始，中共將一步一步地把香港轉化為一個內地的城市。我們都記得，最初在中英談判中，鄧小平曾有「香港五十年不變」的公開承諾。基於這一承諾，雙方才達成了所謂「一國兩制」的協議，即在五十年內香港仍然可以保持它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現在不過二十三年（一九九七—二○二○），中共便悍然背棄承諾，片面將「一國兩制」改為「一國一制」，而且完全沒有通過任何方式讓香港居民表達他們的意向。很明顯地，作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之一，香港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所以香港所面臨的危機是全面性的，局部的得失尚在其次。港人似乎已直覺地感受到這一點，否則我們便無法瞭解：為什麼他們為了反修例運動，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傾城出動，遊行抗議。

問：過去幾年，香港各大專院校都捲入政治漩渦，學生在民主牆發表「香港獨立」的政見被批評；在反修例運動中，中大及理大更慘成「戰場」，年輕抗爭者與警隊爆發激烈衝突，不少莘莘學子被捕；惟大學管理層往往被批評，對被捕學生支援不足外，甚至在近年連串政治事件中，大學校長都表態支持，《國安法》亦不例外，你認為大學及校長這種處理方法是否恰當？

余：最近兩、三年香港各大專學校的學生們，為了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獨立所進行的巨大努力，已獲得西方許多國家的敬佩和重視。自由世界的共同認識是：無論實際效果如何，這樣的努力都是值得堅持下去的。至於大學管理層對於被捕學生的支援不足和大學校長都表態支持《國安法》，我當然也感到十分失望和遺憾，但是卻一點也不驚訝。今天香港當局基本上已一切聽命於北京，完全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大學校長的聘任和管理層的構成都必須事先得到中共的認可。在這一客觀的教育體制下，不可能出現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一型的大學校長。目前香港大學校長都是應聘而來的，基本業務是保證學校的運作，其中並不包括領導精神世界的發展，一般而言，香港社會也沒有這樣的要求。這和「五四」運動前後中國人對於大學校長的期待截然不同。所以，就香港的觀察而言，我們與其將希望寄托在大學的行政部門，毋寧創建一種文化氛圍，讓以天下是非為己任的現代知識人能夠不斷出現。對於香港的前景來說，沒有比這件事更重要的了。

問：今年，中學文憑試有一道試題引述資料，問學生是否同意「一九○○—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引來教育局官員批評，指試題答案只有弊無利，沒有討論空間，結果相關題目在考試結束後，史無前例地被取消。從歷史老師角度，這條題目是否真的沒有討論空間？學生可以有什麼回答方向？

余：「一九○○—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作為中學文憑的一個試題，是很正常的。這是一個歷史論斷，考生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無論同意與否，他們都必須列舉可靠的史料，予以論證。教育局官員也許是出於反日情緒的激動，明顯地誤解了它的涵義。這一論斷是說：一九○○—四五期間，日本一直在侵略中國，最後更發動了征服中國的戰爭（一九三七—四五）。但在同一期間，中國也因此而得到不少有「利」的發展，比侵略所帶來的「弊」更大。我們都記得一九七二年日本田中角榮首相去北京會見毛澤東時，首先為日本侵略深表歉意。當時毛的答覆是：「我們感謝日本『皇軍』侵華，使得中國的革命得以完成。」。這一對答恰好對上述論斷提供了具體的例證。所以這一論斷完全沒有肯定日本侵華的意思。教育局官員誤以為試題是贊揚日本侵華，所以說「答案只有弊無利，沒有討論的空間。」從這句話中，官員們暴露出他們完全不懂歷史學的性質，作為歷史試題，無論內容如何，都是必須通過論證才能提出答案的。因此「討論的空間」是絕不可少的。這些官員對於上述的試題並未進行過任何研究，怎麼竟敢大膽地說「答案只有弊無利」，而且「沒有討論的空間」？難道他們僅僅靠著「官方」的身份便可以對任何問題提出最有權威的答案嗎？這是祇有在極權國家才能發生的事。上引的那句話同時又暴露出官員們連歷史常識也沒有。上述試題不過印證中國的古老觀念，即所謂「多難興邦」，或如孟子所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這在中國是流傳得最廣的觀念之一。

問：承上題，現在香港左派老師經常引用錢穆先生於《國史大綱》中「一國之民對國家的歷史與文化，要有溫情及敬意」這一句話來支持教育局的決定。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錢穆先生這句說話？學歷史應否與民族、愛國主義連結起來？

余：今天香港左派教師常用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中關於對「歷史與文化」要抱有「溫情及敬意」這句話，來支持教育局有關「愛國」的「決定」。這一情況使我十分驚訝而且啼笑皆非。我必須向香港讀者報告下面的事實：一九四○年《國史大綱》出版，很受知識界推重，祇有中共提出最嚴厲的批評。當時中共作家胡繩寫了一篇極長的書評，集中火力，攻擊其中「溫情與敬意」之說。他根據歷史唯物論，認為秦漢以下兩千多年中國都在「封建」體制的宰制之下，只應該受到譴責，不應該有「溫情與敬意」。中共對《國史大綱》的敵視一直未變，一九五九年還在官方的刊物上大加批判，傳佈海內外。當年錢先生在五月二十四日給我的一封信中，也特別提到此事，並且說：「此事無可計較，只有置之不問不聞而已。」

今天左派要幫香滿教育局吹捧中共政權，竟把它和中國文化傳統混為一談。這是有計劃地誤導青年學生，其心可誅。《國史大綱》是抗戰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其中含有民族主義的情感是很自然的。但錢先生並未誇張民族情緒，所以《國史大綱》又在〈引論〉中指出研究歷史「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所謂「客觀」主要是指證據。治史必須儘量廣泛地搜尋證據（包括人證、物證、文字之證等），然後通過詳細研究而得出結論。但結論是可以修改的，一旦有新證據出現，隨應重新研究。研究歷史必須向一切觀點開放，「民族、愛國主義」是其中之一，但不能獨佔史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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