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共和國》余英時/展望香港的前景――答某媒體八問(上)

史學泰斗余英時 (資料照,允晨出版社提供)

余英時/故歷史學家、中研院院士

所以香港所面臨的危機是全面性的,局部的得失尚在其次。港人似乎已直覺地感受到這一點,否則我們便無法瞭解:為什麼他們為了反修例運動,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傾城出動,遊行抗議。(路透檔案照)

編按︰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北京人大常委表決通過《香港國安法》,晚上十一點由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公布並立即生效。去年仙逝的史學泰斗余英時於七月初接到香港某媒體傳真,問可否受訪,余在九月十八日完稿,並表明「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

最終,這篇稿子未能在香港見刊…輾轉收錄在五月即將問世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一書中。

余:上月初承寄下有關香港前景的八個問題,十分感謝。對於香港今天所面臨的危機,我不但關懷而且憂慮。我之所以在一個多月以後才試圖答覆這些問題,是因為當時香港的情勢還在變動之中,趨向沒有完全確定下來。現在香港、大陸和國際的種種反響已大致清晰地呈現出來,讓我試說個人的反思,以供讀者參證。

問:自從爆發反修例運動後,香港政局持續不穩,近日,北京更在沒諮詢港人情況下,通過港區《國安法》,聲稱防止香港成為顛覆政權的基地,教育有機會被重點整頓;政府公共圖書館已經率先審查政治書籍,你認為這將對香港的學術自由構成什麼影響?

余:北京這次將《國安法》強加在香港地區,確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其影響所及,決不限於學術或思想的自由,我要正式指出:這是中共決定將香港的納入它的極權體制之中;從此開始,中共將一步一步地把香港轉化為一個內地的城市。我們都記得,最初在中英談判中,鄧小平曾有「香港五十年不變」的公開承諾。基於這一承諾,雙方才達成了所謂「一國兩制」的協議,即在五十年內香港仍然可以保持它原有的自由生活方式。現在不過二十三年(一九九七—二○二○),中共便悍然背棄承諾,片面將「一國兩制」改為「一國一制」,而且完全沒有通過任何方式讓香港居民表達他們的意向。很明顯地,作為世界上最自由的城市之一,香港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所以香港所面臨的危機是全面性的,局部的得失尚在其次。港人似乎已直覺地感受到這一點,否則我們便無法瞭解:為什麼他們為了反修例運動,竟一而再、再而三地傾城出動,遊行抗議。

問:過去幾年,香港各大專院校都捲入政治漩渦,學生在民主牆發表「香港獨立」的政見被批評;在反修例運動中,中大及理大更慘成「戰場」,年輕抗爭者與警隊爆發激烈衝突,不少莘莘學子被捕;惟大學管理層往往被批評,對被捕學生支援不足外,甚至在近年連串政治事件中,大學校長都表態支持,《國安法》亦不例外,你認為大學及校長這種處理方法是否恰當?

余:最近兩、三年香港各大專學校的學生們,為了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獨立所進行的巨大努力,已獲得西方許多國家的敬佩和重視。自由世界的共同認識是:無論實際效果如何,這樣的努力都是值得堅持下去的。至於大學管理層對於被捕學生的支援不足和大學校長都表態支持《國安法》,我當然也感到十分失望和遺憾,但是卻一點也不驚訝。今天香港當局基本上已一切聽命於北京,完全沒有獨立自主的權力。大學校長的聘任和管理層的構成都必須事先得到中共的認可。在這一客觀的教育體制下,不可能出現蔡元培、胡適、傅斯年一型的大學校長。目前香港大學校長都是應聘而來的,基本業務是保證學校的運作,其中並不包括領導精神世界的發展,一般而言,香港社會也沒有這樣的要求。這和「五四」運動前後中國人對於大學校長的期待截然不同。所以,就香港的觀察而言,我們與其將希望寄托在大學的行政部門,毋寧創建一種文化氛圍,讓以天下是非為己任的現代知識人能夠不斷出現。對於香港的前景來說,沒有比這件事更重要的了。

問:今年,中學文憑試有一道試題引述資料,問學生是否同意「一九○○—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引來教育局官員批評,指試題答案只有弊無利,沒有討論空間,結果相關題目在考試結束後,史無前例地被取消。從歷史老師角度,這條題目是否真的沒有討論空間?學生可以有什麼回答方向?

余:「一九○○—四五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作為中學文憑的一個試題,是很正常的。這是一個歷史論斷,考生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無論同意與否,他們都必須列舉可靠的史料,予以論證。教育局官員也許是出於反日情緒的激動,明顯地誤解了它的涵義。這一論斷是說:一九○○—四五期間,日本一直在侵略中國,最後更發動了征服中國的戰爭(一九三七—四五)。但在同一期間,中國也因此而得到不少有「利」的發展,比侵略所帶來的「弊」更大。我們都記得一九七二年日本田中角榮首相去北京會見毛澤東時,首先為日本侵略深表歉意。當時毛的答覆是:「我們感謝日本『皇軍』侵華,使得中國的革命得以完成。」。這一對答恰好對上述論斷提供了具體的例證。所以這一論斷完全沒有肯定日本侵華的意思。教育局官員誤以為試題是贊揚日本侵華,所以說「答案只有弊無利,沒有討論的空間。」從這句話中,官員們暴露出他們完全不懂歷史學的性質,作為歷史試題,無論內容如何,都是必須通過論證才能提出答案的。因此「討論的空間」是絕不可少的。這些官員對於上述的試題並未進行過任何研究,怎麼竟敢大膽地說「答案只有弊無利」,而且「沒有討論的空間」?難道他們僅僅靠著「官方」的身份便可以對任何問題提出最有權威的答案嗎?這是祇有在極權國家才能發生的事。上引的那句話同時又暴露出官員們連歷史常識也沒有。上述試題不過印證中國的古老觀念,即所謂「多難興邦」,或如孟子所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這在中國是流傳得最廣的觀念之一。

問:承上題,現在香港左派老師經常引用錢穆先生於《國史大綱》中「一國之民對國家的歷史與文化,要有溫情及敬意」這一句話來支持教育局的決定。我們應該如何理解錢穆先生這句說話?學歷史應否與民族、愛國主義連結起來?

余:今天香港左派教師常用錢穆先生《國史大綱》中關於對「歷史與文化」要抱有「溫情及敬意」這句話,來支持教育局有關「愛國」的「決定」。這一情況使我十分驚訝而且啼笑皆非。我必須向香港讀者報告下面的事實:一九四○年《國史大綱》出版,很受知識界推重,祇有中共提出最嚴厲的批評。當時中共作家胡繩寫了一篇極長的書評,集中火力,攻擊其中「溫情與敬意」之說。他根據歷史唯物論,認為秦漢以下兩千多年中國都在「封建」體制的宰制之下,只應該受到譴責,不應該有「溫情與敬意」。中共對《國史大綱》的敵視一直未變,一九五九年還在官方的刊物上大加批判,傳佈海內外。當年錢先生在五月二十四日給我的一封信中,也特別提到此事,並且說:「此事無可計較,只有置之不問不聞而已。」

今天左派要幫香滿教育局吹捧中共政權,竟把它和中國文化傳統混為一談。這是有計劃地誤導青年學生,其心可誅。《國史大綱》是抗戰時期的歷史教科書,其中含有民族主義的情感是很自然的。但錢先生並未誇張民族情緒,所以《國史大綱》又在〈引論〉中指出研究歷史「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所謂「客觀」主要是指證據。治史必須儘量廣泛地搜尋證據(包括人證、物證、文字之證等),然後通過詳細研究而得出結論。但結論是可以修改的,一旦有新證據出現,隨應重新研究。研究歷史必須向一切觀點開放,「民族、愛國主義」是其中之一,但不能獨佔史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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