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俄羅斯大舉入侵烏克蘭，始作俑者普廷所犯的侵略、戰爭等罪行，烏克蘭可否訴諸於國際刑事法院，卻是台灣必須深思的課題。
一九九八年，世界一百多國通過羅馬規約，並在二○○二年於荷蘭海牙成立國際刑事法院，以追究國際犯罪。而此規約與傳統國際規範最大不同，即是將侵略、戰爭、殘害人權與種族滅絕等犯行之究責，由國家賠償轉向對自然人的刑事處罰，以防止屠夫躲避在政府機器的屏障之下。
由於發動戰爭者，必位居國家高位，要找到白紙黑字下令屠殺的證據，並不容易，故羅馬規約第廿八條規定，只要有上命下從的階層關係，並對下屬所為的殘害行為有所知曉，卻坐視不管，就難辭其咎，以防上位者藏於幕後來規避法律的制裁。又依第卅三條第二項規定，對殘害人權的上級命令屬明顯違法，下級公務員無服從義務，若服從而執行，即不能以依上級命令為免責。
在此情況下，普廷發動對烏克蘭的戰爭，並造成人民的重大傷亡，已觸犯羅馬規約的相關戰爭罪行無庸置疑。只是烏克蘭並未批准羅馬規約，且普廷在二○一六年，更以國際刑事法院是西方國家的附庸為由而退出羅馬規約下，烏克蘭是否具備提告的適格，勢必有疑。
惟依羅馬規約第四條第二項，基於人權保障的普世性，就算非締約國，卻可以特別協議方式，而被納入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而因烏克蘭國會在二○一五年，因普廷介入烏東而遞出願接受管轄之聲明，自具備提告的適格性，也是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於戰端一開，就聲明會調查之主因。
雖普廷只要仍為總統，欲對其訴追，必面臨政治現實的障礙。但根據羅馬規約第廿九條，國際犯罪沒有訴追時效，故國際刑事法院的調查，自保有追訴戰爭犯行的可能性，致非僅具有象徵意義。著名之例，即是於波士尼亞、科索夫犯下種族滅絕罪行的前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賽維奇，最終仍是由人民送交海牙受審。
台灣雖因國際現實，未能加入羅馬規約，但面對中國威脅，仍可以聲明自願接受國際刑事法院的管轄。這除為國家安全多一層保障外，也可避免兩岸問題被解讀是國內事務，致使他國援台有所遲疑。
（作者是真理大學法律系所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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