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週六達成全球協議，維持《巴黎協定》控制全球氣溫升高的目標，要求締約國明年訂定更嚴格的氣候控制承諾，以避免氣候變化釀成無可挽回的災難，也首次明確表達減少煤炭使用，儘管汰除煤炭的目標有所妥協。更值得我國關注的，大會期間還通過「全球甲烷承諾」，一百多個國家將在二○三○年前，把甲烷排放量較二○二○年減少三十％；與會企業和投資者也承諾將逐漸汰用油車、航空業脫碳與保護森林。
台灣不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締約國，上述《格拉斯哥協定》對絕大多數國家也不具法律約束力，但它所設定未來全球面對氣候變遷的進程，包括二○三○年減排計畫、減煤、減甲烷排放、停止森林砍伐等，勢必透過國際規範與經貿往來，對我國產生不小的衝擊。
外在衝擊之外，台灣又因內部自身的狀況，使得所面對的挑戰更為嚴厲。氣候變遷因經濟社會使用能源而起，如今世人要防治氣候變遷所帶來的災難，主要乃從能源使用著手。關於能源，台灣的能源供應約九十八％靠進口，受海島國家的地理限制，獨立的供應系統無以從鄰近國家輸入電力，這就使得佔能源供應最大宗的電力，必須更講求效率與務實配置。從而，在整體能源供需及政策方面，電力結構至關重要。
我國的氣候政策，按現行目標，是在二○二五年建立非核家園，二○五○年達成淨零排放或碳中和。隨之調整的電力結構，二○二五年天然氣發電將占五十％、煤三十％、再生能源二十％，也就是所謂「五三二」比例。照官方說法，能源轉型以減煤、增氣、展綠、非核的潔淨能源發展方向為原則，要確保電力供應穩定，兼顧降低空污及減碳。
然而，或許受國民性的影響，台灣的政治人物常眼光短淺，急功近利，對於氣候變遷、減碳這種長期問題總抱持「能拖則拖」、「能混則混」心態，只要危機不在自己的任期內爆發，一概把它掃到地毯底下，推給後人。加上社會上一般人也常存鴕鳥心態，以致因應氣候變遷的目標容或中規中矩，實際推動情況卻不理想。
非核家園是美好願景，但檢視現況，台灣的電力結構，去年核能占十一％；相形之下，燃煤仍達四十五％，燃氣三十六％，而官方寄以厚望的太陽光及風力等再生能源雖有成長，也只占五．四％。換言之，距今只剩三、四年的時光，我們的能源轉型和電力結構，離目標都還有十幾個百分點的落差。
進度落後既有政治文化的因素，也表現在國際評比。近期發表的氣候變遷績效指標，台灣在六十四個國家排名第六十，主要是溫室氣體排放、再生能源發展、國內氣候政策表現較差。我們的官方對此頗為不滿，宣稱評比引用錯誤資訊，今後或不再參加。然而，國際評比本來就是供參考用的；台灣在因應氣候變遷的表現欠佳，其實不待國際機構作文章，我們的實際表現和自訂目標也大有差距，豈能不加緊努力？
這次氣候大會除了減碳、減煤對我國是持續的考驗，還增添了另一項挑戰，亦即「全球甲烷承諾」。第二大溫室氣體的甲烷，在天然氣的開採、運送、儲存過程中散逸，國際間限制甲烷，必然對天然氣的碳排計算、市場供需、成本價格產生連鎖效應，做為我國能源轉型主力的天然氣一旦遭此重大變數，對台灣的衝擊之大，可想而知。另外，前此歐盟的碳邊界調整機制後年將對高排碳產業試行，二○二六年各產業全面實施；歐盟占我國出口比重七％，這一趨勢自須妥為因應。
氣候變遷、能源轉型、經貿衝擊諸多考驗紛至沓來，台灣卻彷彿相當淡定。在各方壓力下，蔡英文總統今年四月地球日宣布，台灣二○五○年要達成碳中和目標，雙十節講話再提一次，但至今仍未提出具體的落實方案；配合推出的「氣候變遷因應法」草案也因急就章而失諸簡陋。從碳足跡、碳稅、碳定價到碳交易體系等減碳經濟的基礎建設，台灣都已明顯落後。
就在此時，國人下月將就「搶救藻礁」與「核四啟封商轉」兩案進行公投。兩案本質上是環保與能源的抉擇，但無論通過與否，台灣的能源或電力轉型，仍將面臨極大的挑戰。這一挑戰，又因二○二五非核家園、發電結構轉型進度落後、電價常遭政策性壓低及政治人物缺乏遠見及執行力，有效因應的難度極高。
從而，在氣候大會之後的公投社會辯論，宜從我國所面對的氣候變遷與能源轉型聚焦，尋求共識；若乖離主題，演變成政黨惡鬥，必為台灣帶來莫大的麻煩與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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