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是台灣文化日，台灣各界紀念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的台灣文化協會。這一由蔣渭水、林獻堂等先賢所創立的組織，「以助長台灣文化為目的」，兼有文化啟蒙、民族運動的意義。在諸多紀念文化協會百年的活動中，最值得台灣社會省思的，是一百年來，我們在文化建設提升的實質進展，以及文化協會所倡議的「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世界的台灣」有多少進境。
文化協會的成立，有其時代背景。台灣在日本時代進入現代化，統治當局開展基本調查、推行普及教育、改善公共衛生、建構基礎設施、改革習俗陋規。同時，西風東漸，日本大正浪漫之風吹到台灣，一戰之後美國威爾遜總統倡言民族自決，引發各地民族運動。身處日本殖民地位的台灣，在有識之士帶領之下，也積極努力從文化與政治社會著手，要把自己的家園建設為現代台灣。其中，文化協會的目標，正如有「日本的良心」美名的學者矢內原忠雄所說，文化協會是「自助的啟蒙運動，謀台灣人的社會解放與文化提高」。
前天是台灣文化日，台灣各界紀念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的台灣文化協會。（本報資料照）
文化協會後來也激發農民運動、青年運動，且因成員參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而釀成「治警事件」，蔣渭水等遭判刑，甚至後來因左、右路線之爭而分裂，但論文化協會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它掀起的文化改革與思想解放。其中，蔣渭水以〈臨床筆記〉針砭台灣社會，蔡培火倡言「阮是開拓者，不是戇奴才」，文化協會會歌「發達文化振道德」、「樂為世界人」、「台灣名譽馨」，都凸顯了他們的良苦用心、理想及寬廣胸懷。
其中，蔣渭水一百年前的〈臨床講義〉，最具文化批判意義，值得當今台灣社會回顧與檢討。本身是醫師的蔣渭水，以此文針砭台灣社會文化的「疾病」。按他診斷，「台灣這個患者」患了「智識的營養不良」，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兒」。他從「道德頹廢，人心澆漓，物慾旺盛，精神生活貧瘠，風俗醜陋，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枉顧衛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墮落怠惰」等等症狀，認定台灣人病了。他強調，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即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
蔣渭水進而開出處方，即「正規學校教育最大量、補習教育最大量、幼稚園最大量、圖書館最大量、讀報社最大量」，指出「若能調和上述各劑，連續服用，可於二十年內根治」。文化協會因此發行會報、創辦《台灣民報》、辦理文化義塾、舉辦文化講演團、講習會、廣設讀報社、表演文化劇、開立書局，以推動啟蒙運動，期盼引介世界文明因子，成就台灣新文化。
由文化協會所帶動的思想解放，在一九二○年代開展，三○年代勃興。如今一百年後看來，台灣社會已有極大的進步，經濟富裕、政治民主、文化多元；但蔣渭水所指出的社會文化或國民性病症有不少至今猶存，這正是台灣社會紀念文化協會時引為重大課題，並列為提升文化或國民素質所應致力的要項。
首先，蔣渭水所開出的文化處方，各級教育、圖書館、新聞媒體如今雖已達「最大量」，但品質仍待精進；從當年識字率不高到現今高學歷司空見慣，欠缺生活教育的學校擴張對提升國民素質實質助益有限。其次，二戰之後新外來政權厲行「全面中國化」與「去台灣化」，黨國當局從教育、媒體嚴密掌控，台灣社會文化多元生機盡遭壓制，主體性無以發展，且以轉型正義至今未竟其功，台灣的文化自信與精進提升常遭阻力，各族母語已然式微或滅絕，「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尚未落實。更基本的，改變文化或國民性需要長期努力，蔣渭水所診斷的「風俗醜陋，迷信深固」、「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等國民性特質，仍多少存在於今日政治社會。顯然，先賢一百年前指出的文化症狀，有待積極扭轉。
五百年前，西方宗教改革之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曾有名言：「一個城邦的繁榮，不在於其擁有財富、高牆和巨廈，而在於是否有聰明、能幹、有智慧、有榮譽感，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公民。他們才能去獲取、持有及好好利用每一項資源。」從社會文化層面提升國民素質，打造台灣成為受世人尊敬的正常國家社會，正是蔣渭水等文化協會先賢的理想；一百年後追念他們，台灣人不能只是行禮如儀，而須就這一未竟之業拿出務實之計，對症下藥，繼續打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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