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未解決台灣及其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也沒有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台灣人民的權利。（法新社檔案照）
◎羅曼（Walter Lohman）
雖然付出了大量心力，也為此激烈辯論，但美國國會今年可能來不及向總統提交一份關於中國的綜合性法案。沒關係。有時候，最快產生的結果未必是最好的。我們可以明年再討論這個問題，或者等到下一屆國會。中國的挑戰不會突然消失。而且，國會議員需要時間，以盡可能最有效、最負責任的方式實現他們的想法。
不過，我們應該承認，今年的立法過程的確提出相當不錯的構想。就算它們最後沒有成為法律，行政部門也會慎重地納入考量。
我們以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及參與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EAGLE，簡稱「老鷹法案」）為例。這項法案很有問題，尤其它耗費驚人的預算，但它卻同時夾帶兩項措施，有助於拓展台灣的國際空間。其中之一是由亞太小組主席貝拉（Ami Bera，加州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和共和黨首席議員夏波（Steve Chabot，俄亥俄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提案，另外一個則是眾議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康諾里（Gerry Connolly，維吉尼亞州民主黨聯邦眾議員）和匡希恆（John Curtis，猶他州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的傑作，邁入二屆任期的匡希恆已迅速躍升為美國對台政策的領袖。
這兩項條款都讓人注意到聲名狼藉的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北京濫用這項決議來扼殺台灣與國際社會的聯繫。
貝拉／夏波的提案簡明扼要地提出這個問題：
聯合國大會第二七五八號決議並未解決台灣及其人民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也沒有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台灣人民的權利。
五十年前，聯合國通過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這項決議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安全理事會、大會和整個聯合國系統中的唯一合法代表。然而，決議並未涉及台灣本身的主權歸屬，這個問題依然存在爭議。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對此表示贊同。一九七一年的聯合國並沒有徹底解決中華民國與聯合國關係的所有面向。這項決議（附帶一提，美國當時投下反對票）顯然並未否決台灣參與聯合國系統以外的其他國際組織，例如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或是涉及台灣與國際社會交往的其他權益。決議也沒有賦予北京權利，可以限制台灣公民、記者和其他人進入聯合國設施。
儘管如此，北京仍然動不動就祭出聯合國這項決議，阻止台灣建設性地參與國際體系。
請注意，即使中國現在的所作所為令人髮指，包括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wolf warrior diplomacy），還有對台灣日以繼夜地武裝侵擾，但要為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爭取支持，仍然是一項艱難的工作。拜託，在這場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全球衛生危機期間，如果美國和台灣的其他友邦都無法說服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成員國容許台灣有意義地參與，這些國家還能做些什麼？即使只是基於官僚主義的惰性，各國政府和聯合國的立場畢竟還是受到影響。
中國對聯合國的初衷所造成的傷害，需要時間來撫平。台灣的支持者必須暫時後退一步。美國應該對這項聯合國決議明確表態，釐清美國會做什麼，又不會做什麼。最理想的情況是美國集結盟友共同發表這些聲明，例如日本和澳洲（這兩個國家在一九七一年也投票反對二七五八號決議）。然而，儘管最初意見一致，美國自己也應該向前邁進，建立領導地位，並訴諸其他國家的良知和利益，呼籲他們加入。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尚待努力的地方，任何瞭解協助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千頭萬緒的人，都可以證明這一點。就美國國會而言，在前國務卿龐皮歐（Mike Pompeo）上任前的幾十年裡，它不僅必須面對來自中國和聯合國的阻撓，還得應付來自國務院的抵制。
在應對中國挑戰的法案中排除聯大二七五八號決議案的約束，將為推動法案進展奠定更堅實的基礎。貝拉、夏波、康諾里和匡希恆等議員，還有他們的許多共同連署者和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掌握到這點，我們應該向他們致敬。他們可以引導行政當局達到相同的目標，即使他們的提案未必會真的變成法律。
在外交政策上，國會往往認為，如果不花更多的錢，就什麼也做不了。毫無疑問，國庫的力量是國會最強大的憲法權威。但國會還有其他更微妙的外交政策工具。國會可以利用立法程序凝聚共識，並使行政部門信守承諾。「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就是最好的例子，足以證明國會的立法程序多麼有效。國會最近通過的台灣相關立法，和過去幾年針對香港情勢所做的努力，也都是昭昭甚明例證。
國會是否會在未來幾週通過一項關於中國的綜合性法案，目前還是個未知數。但無論如何，國會已經藉此展現維護台灣安全和保障美國利益所必需的領導能力。
◎羅曼（Walter Lohman）
（作者羅曼為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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