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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共和國》黃旭/被征服的符號?異議中正紀念堂銅像

中正紀念堂園區在促轉會構想下,將移除蔣介石銅像、改變園區空間軸向紀念性,號稱是為了重構紀念敘事,但重構敘事,一定需要移除銅像嗎?(中央社資料照)

黃旭/科博館展示研究人員

中正紀念堂園區在促轉會構想下,將移除蔣介石銅像、改變園區空間軸向紀念性,號稱是為了重構紀念敘事,但重構敘事,一定需要移除銅像嗎?

曾跟著四十年來中正紀念堂成長的人,少不了拆除銅像的記憶。從大學、公園、政府機關到軍隊,銅像在民主化台灣潮流之中,一個個從公共空間中撤退。銅像的象徵,彼時還發揮著統治社會功能,於校園與軍中進行集體教化與馴服;攖其鋒者冒著危險,在威權政治僵而不死之際,對舊圖騰實行質疑性破壞,實有著反抗威權、打破偶像的意義。

然而今日坐在紀念堂的銅像,仍保有威權時代相同社會功能嗎?紀念堂前軸線廣場上,民眾集結撐開抗議布條;觀光客自由穿梭觀看衛兵交接奇觀;兒童追逐嬉戲;歌劇散場後漫步的情侶…對這些人們而言,銅像與軸線的象徵,顯然無法讓他們變得崇拜強人與威權,於是,當今移除銅像的意義為何?

同樣的造像(image),它的象徵在不同時代可能有著不同社會功能。感受到威權象徵,不代表就因此臣服和信仰於威權。但今日如此,也並不保證明日依然;威權的幽靈總在人類社會上空盤旋,伺機復活,歷史上出現過,未來不保證沒有。所以,移除銅像可以防範幽靈再來嗎?

著名社會學家拉圖(Bruno Latour)曾在德國策展一檔「打破偶像」(Iconoclash)的展覽,對人類「破壞造像主義」(Iconoclasm)進行反思。拉圖不相信、也不認為有需要破壞清除造像,原因之一,即在於破壞造像之際,很可能就將造像「定格化」(freeze-framing),將它從再現的歷史運動中抽離出來,而成為一個靜態的、喪失動能的、一個被征服的符徵。

不同時代,同樣的破壞造像行動,因此可能會從「反抗」變成「征服」的意義;如果還伴隨著偶像崇拜者的哭喊,則無異於善變的真理暴虐降臨的景象。值得深思的是,破壞造像,我們能因此而脫離威權幽靈的壟罩嗎?毀了巨佛造像增加了宗教衝突並不能毀了佛教,移走銅像也可能徒然增加社會矛盾而無益於防範威權政治。

防範威權,必須從理解甚麼是威權開始,而不是將威權定格化為一尊造像,予以公開驅逐,形成威權似乎從此不再來的假象。中正紀念堂園區的空間布局和物件,形成一組有力量的造像,具體化了抽象政治制度,陳述著過去的強人政治和巨大權力景觀。拒絕這組造像的定格化,可以將它與其他的圖像、物件、影片、繪畫…等等各種造像連結起來,將其座落在一個動態社會與時間之流,例如透過它往前看到日治時期台灣參政人物,往後看到台灣民主政治的匍匐前進。透過造像的威權象徵,相對的能讓政治異議者當年站在街頭的影像更具啟發、政治受難者的身影更令人緬懷,因此而對民主制度和言論自由更加珍惜。也就是說,這組空間與物件具有展示連結的能力,能夠協助我們對歷史和當下進行更深刻的理解與反省。脫離了威權我們無從理解台灣民主的艱辛,它的象徵物不該被視為已經可以埋葬的過去,而是一個時時刻刻必須重返的參照。

一段必須警惕的歷史,不等於一篇蓋棺論定的正文。將這組造像的威權象徵當作媒介,是一種在造像之間建立關係的永恆工作,是從造像到其他造像的不斷連接與生產的過程。唯有如此,中正紀念堂園區才會變成一個守護民主的公共空間,而不是另一個紀念豐功偉業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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