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袖峰會六月落幕，G7聯合公報首度提及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議題。圖為G7領袖會議照片。（取自G7臉書）

賴怡忠／台灣智庫執行委員

維護台海安全成為國際共識，日本對台灣安全的態度也出現明顯改變。圖為美日南海軍演。（法新社檔案照）

台海安全的戰略管理最近出現超越美中台三角架構，邁向多邊化的趨勢，美國學者馬明漢（Mike Mazza）認為這代表台海議題的國際化 。從美日峰會、七大工業國會議（G7）、美國—韓國、美國—歐盟、日本—歐盟等的峰會，以及日本—澳洲二加二會議的公開聲明，都出現重視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呼籲和平對話解決爭議等文字。這是過去從未出現的發展。

此外，日本對台灣安全的態度也出現明顯改變，與過去當問到日美同盟的周邊事態是否會涵蓋台海，日本還不太願對此清楚表態的狀況相比，現在從防衛白書公開提及台灣安全是日本的關注、副首相說台灣安全就是日本安全、以及防衛大臣說到需討論自衛隊在協處台海事態可扮演角色等，更是差異甚大。維護台海安全成為國際共識，中國對台軍事攻擊可能會導致日本直接介入，這些發展顯示對台海的關注不僅出現多邊化，使得分析範圍必須超越美中台三角外，其他國家的參與也改變了過去依託在這個戰略管理架構的典範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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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日本啟動同盟

動員處理台海議題

深信中國在近幾年可能會使用武力改變台海現狀，美國積極進行同盟動員，在軍事、外交及經濟上建構對中國的嚇阻力與抑制力，希望可以勸阻中國對台灣的冒險舉措。為此我們看到從三月中到六月上旬的系列多邊峰會涉台聲明。

美國針對台海議題的同盟動員，代表美國的亞洲政策是以同盟協調為主的政策，不再被美中雙邊關係或是美國的對中政策所支配。美國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在五月底對史丹福大學的視訊會議上，就很清楚的說明這點。

但是對台海議題的同盟動員的結果，是使台海安全成為國際的重大關注重點之一，並因此使美國的同盟體系也要與美國共同面對，其優先順序如同先前的朝核問題、伊朗核問題，或是前十年很燙手的反恐議題等。

更由於對台海議題展開同盟動員的不只有美國，日本也扮演重要角色。美日聯手讓台海安保議題成為國際多邊機制的主要關切，其最直接衝擊就是過去台海維和的美中台三角架構，以及沿著統獨與否的傳統兩岸關係分析，都會因為參與台海事務行為者的多元化，而不再適用了。

從最基本的理解來說，一旦有不同的國家參與台海事務，這些國家的期待與利益也必然會成為台海戰略管理的一部分。舉例來說，日本很可能會將台海與東海連結起來，同時也可能會將其與釣魚台議題相聯繫。另一方面，澳大利亞一旦參與台海議題，也會將台海與南海聯繫起來。包括法國、英國預期日後會在西太平洋增加其軍事存在感，這些歐洲國家思考台海安全的角度，也不一定會遵循過去的美中台架構。

因為這個台海戰略管理從美中台三方轉向區域化、多邊化與國際化可說是美國主動促成。而現在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對話（QUAD）」，大概會是美國在印太區域最主要的外交操作工具，因此這個美國所主導台海戰略管理之多邊化過程，四方安全對話（QUAD）就可能會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國對台海的戰略想像與立場等，就會是下一個影響台海戰略安排的重要因素。

戰略模糊政策

將會持續受到挑戰

台海戰略管理國際化的另一個結果，是會壓縮戰略管理的模糊空間，使得台海議題的操作會趨向更清晰的發展。這會使得戰略模糊的接受性更被降低。換句話說，未來「戰略模糊」空間的喪失，不一定是來自戰略清晰VS.戰略模糊辯論的結果，可能更多是來自參與台海戰略管理的國際行為者，其態度的多元化所致。

當參與某一議題，特別是需要展開同盟協調時，要能永續的基礎往往是來自相對清楚的概念共識，意即不僅戰略假設與操作概念要十分清楚，以避免產生同盟誤解，同時也要有共識，以便能更方便產生共同立場。

美國的戰略模糊政策在進行同盟動員最大的困擾就是導致同盟無法預期美國對台海的態度。因此除非美國主動，同盟國一般也就不會去討論這個議題。事實上，最近沿著台海討論的多邊化，可以發現是在美國援台態度明確之後，這些討論才能夠被有意義的展開，例如美日與美澳同盟針對台海事態的內部討論上。如果在明年，隨著七大工業國會議以及北約都開始在討論台海議題後，歐洲國家對於台海安全的角度可能會更不同，這更會需要大家減低模糊空間，以避免造成協調的困難。

美國過去採用戰略模糊，認為這不僅給美國戰略彈性，也可以同時嚇阻中國與牽制台灣的台獨傾向，即所謂的「不獨不武、雙重嚇阻」。但是現在隨著中國以軍事手段改變現狀的態度明確，美國朝向清晰的調整也變得更清楚，更因為台海戰略管理的國際化，使得模糊的空間進一步被壓縮。美國維持戰略模糊名稱的戰略清晰，很有可能會成為未來的新常態。

一中政策的模糊性可能會消失

這個模糊空間的被壓縮，可能並不止於在台海有事的對應態度上，由於台海議題也相當程度與統獨、台灣地位、各國與台灣的交往關係等有關係。因此戰略管理勢必會碰觸到台灣與其他台海維和參與者的雙邊、台灣的多邊關係等議題。而這就牽涉到一中政策。

眾所周知，現在雖然承認北京的國家在對台交往上有所謂的一中政策，但這個一中政策是根據當時各國與中建交過程所談出的協議而定，內容各有不同。這些差異使得中國無法確信對方是否認同台灣屬於中國的主張，這是之後中國在國際上力推「一中原則」國際化的重要理由。

但當其他國家開始介入台海議題，到底中國對台主張與作為到什麼程度是可以被接受的，或是說政治紅線要畫在哪裡，就會變成是個需要形成共識的問題，否則會形成管理的麻煩。例如，中國說與台灣建交是其對台動武的紅線，但台灣還有十五個邦交國，這豈不表示北京早就該對台灣動手了嗎？另一方面，如果與台灣發展邦交是改變現狀的紅線，那麼中國拔除掉台灣邦交是否也可以算是在改變現狀因此是紅線呢？

不同國家的一中政策內容不會一樣。當中國指控這些國家「過線」而需要懲罰，對於這些國家來說，必定會要求中方須提出一致的標準。那麼一中政策在各國的不同實踐的處境，可能會因此使其出現一致化的動能。這是因為希望在共同的立場與實踐下以使戰略管理呈現穩定。

一中政策因差異化而導致的模糊空間，可能會因為台海戰略管理走向國際化而被壓平與趨同。這可能是另一種被壓縮掉的「模糊」。

台海新國際共識與

台灣自主空間的可能限縮

要注意的是，除了戰略模糊空間被壓縮，與一中政策出現趨同化，隨著台海安全戰略管理的國際化所形成對台灣安全新共識的過程，不僅會制約中國對台灣的作為，也同樣會壓縮台灣的自主空間。而這個壓縮，很可能會朝向要台灣更明確宣佈不獨的方向。

現在台海議題國際化有兩個認知前提，第一是對台灣維持現狀承諾的信任，第二是對中國有意改變台海現狀的不滿。當台海議題的管理出現國際化後，很可能會針對何謂現狀產生國際共識，以便護衛這個被定義的現狀。在這個狀況下，對台灣宣佈獨立的制約也就會更為強化。畢竟各國不希望其捍衛台海現狀，阻絕中國攻擊的努力，會變成一張被別人可以任意兌現的空白授權。

對這個可能出現的狀況，可能要先將對台灣的國際參與以及對台灣國家地位的肯認都形成國際共識後，才能使這個「非獨」承諾是在確保台灣能夠獨立參與國際組織與自主展開國際行為的前提下展開。正如同對台灣安全的承諾使得台灣更有信心與中國打交道一樣，國際社會也要了解到，對台灣國家地位與國際交往資格的確保，會更容易說服台灣人民緩解其宣佈獨立的緊迫性。

拜登政府上台後，不僅延續對中國的競爭政策，在台海議題的戰略管理上也引入新做法，展開同盟動員，使得台海議題的戰略經營出現多邊化與國際化。這個發展又將台海安全的戰略管理脫離了美中台三邊模式，改變了圍繞在美中台關係的傳統操作假設。其衝擊包括戰略模糊空間的進一步解消，無法在同盟間被清楚定義的議題會被丟棄，各國的一中政策與對台作為也會逐漸趨同，台海、台灣地位、台灣外交空間等的國際共識會逐漸出現，但也可能會因此壓縮台灣的自主空間。對這些發展我們都要事先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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