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廣場》公共藝術 民調補破口

◎ 呂清夫

1918年2月,全球爆發「西班牙流行性感冒」(H1N1),臺灣在當年6月由基隆的軍艦染疫開始,至1920年間至少有三波社區感染,合計共有五分之一人口(逾92萬人)染疫,4萬餘人死亡。其間防疫醫官倉岡彥助曾投入疫情的研究,並培養公共衛生人才:疫情結束後,又奉派赴歐美考察此次疫情,回國後於1922年出任臺北醫院(台大醫院前身)院長。但是大家都忘了倉岡也是個畫家,曾多次入選當時著名的「台展」,他的醫院同僚也有許多同好,其後台灣醫師身兼畫家的例子更是時有所聞。但醫學與藝術的關係常被一般人忽略,談到藝術常被等閒視之,連花錢無數的公共藝術都沒有認真執行。

在年初剛出版的公共藝術年鑑中,最新的經費統計是,一年總共用去了五億七千萬元,單單台中就用掉了一億三千萬元,只是民眾不知有感還是無感?去年年底為止嘉義市花了7497萬元打造43件公共藝術品,卻被議員認為閒置在荒煙漫草中,後來聽說縣府又要編預算買新的一批,議員立刻大叫「別再買了!」這些官方與民代的意見到底根據的是什麼?

台灣的公共藝術評選的破口常在委員身上,學者黃健敏曾提到:「委員專業類別與身分不符,公共藝術認知不足,......不清楚政策的宗旨目標,不熟悉自身的角色與職權,」下焉者還發生圍標事件,利用擔任公共藝術評審委員的機會,成立多家公司圍標公部門的公共藝術工程,多位擔任委員的學者、教師因涉嫌護航助主其事的公司,使其得標竟多達21件。

長久以來,公共藝術常被民眾詬病,這應該是下情不上達的結果。日本文化政策專家片山泰輔教授曾指導過一篇台灣公共藝術的論文,其中堤到台灣主事者不相信民眾的判斷能力,他們要的是民眾的了解而非民眾的意見,同時跟社區的關係也很脆弱,故稱之為「形式的參與」或「非參與」,考其原因就在於主事者與民眾的意見交流不足。

上文又說,台灣基於法令的要求,在公共藝術的設置過程中,必須設定民眾参與的活動,但方法上常被當作藝術教育活動,即使有民眾參與,卻很少傾聽民眾的聲音。這種單方面的資訊宣導變成行政手續之一,卻無助於市民的積極參與,反成了設置的破口,導致民眾參與的意識低落,難以達成藝術的公益目的與療癒效果。

公共藝術每年花錢無數,年鑑年年印刷所費不眥,做點民意調查應屬久牛一毛而已。這種民調在世界各國都很普遍,在台灣連高中生都可以做,為何官方不做?包括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很少看到。公共藝術在執行之初都有上述的民眾參與,這個時候與其花錢辦些撐場面的教育活動,倒不如先做民調。公共藝術執行之後又有所謂公共藝術獎,這個時候也適合做民調,才能看看得獎作品是否具有民意基礎。

我就看過一個名叫「藝延堂」的高中網站,對於公共藝術的調查有板有眼,他們以台北敦化藝術通廊及市民大道上的13件作品作為民調的樣本,當民眾被問到對這些作品的總評如何?答案是:其中的「時間斑馬線」最受到市民的青睞,分析可能的理由是:造形有創意、地點夠顯眼、且能融入市民生活(結合紅綠燈)。

巧的是當年我曾是這些作品的審查委員,那件「時間斑馬線」是讓民眾拍拍斑馬作品的馬屁股,紅燈就會變綠燈,這本來是一件落選作品,剛審完尚未發表的時候,我曾呼籲大家再看一遍,避免漏網之魚,經過重新投票之後終於敗部復活!

當市民被這些高中生問到公共藝術經費拿來改善街道會不會更好?結果有將近三分之二的民眾認為:還是應該把建造公共藝術的經費拿來改善較實際的工程,如紅綠燈、修馬路,可知民眾對於公共藝術沒有信心。但是法令規定,如有新的建築就須拿出1%來做公共藝術,如要把經費拿來改善街道那只有靠修法了。

(作者為輔仁大學應用美術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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