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其萬
高雄醫學大學在上個週末舉辦了別開生面的「醫學台語學術研討會」，探討大學的台語文教學的現況與展望。高雄醫學院創院院長杜聰明博士雖然本身精通中文、日文、英文、德文等多種語言，但他五十年前創校時，就要求醫學生修「醫學台語」這門課，因為這樣才能了解病人的問題，才能做個好醫生，這實在是非常有創意而且有遠見的想法。因為在醫療溝通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態度上要讓對方感受到信任、尊重，而語言的使用就成了最大的關鍵。
在台灣目前通用的語言相當多元，包括大部分的台灣人（福佬人）所說的福佬話、客家人所說的客家話、各不同原住民族群所說的原住民語，「新台灣人」所說的「國語」（北京話），以及當年隨政府遷台、來自大陸各地區人士所說的方言。如果醫者能具有不只一種語言的能力，而可以在短時間內就與病人找到彼此可以流利溝通的語言，則探問病史、執行理學檢查，以及正確記載病歷的基本條件才有可能達到，醫病關係也才有可能趨於完美。
大會邀我以「醫病溝通與語言使用之重要性」為題做一場專題演講，也使我有機會好好整理自己在這方面的思緒。我個人認為，醫生與病人的溝通包括病人有時需要告訴醫生自己的隱私、醫療上常有不可避免的不確定性、醫病間醫學知識的鴻溝、病痛生死的緊張時刻，以及醫病之間醫學理念的差異（西醫、中醫、民俗療法）等等因素，如果再加上醫病之間語言未能充分溝通，對病人而言，將是非常大的負擔。
在最近一篇有關醫學教育的論文裡，契些爾醫師（William P. Cheshire）說，「雖然高科技、電腦可以使醫療錯誤降低，但是從病人身上獲得精確的病史以及教導病人醫學知識，人的語言與接觸是無法以機器取代的。 任何人都知道從藥房拿到有關藥物副作用的清單時，病人心裡的感受會有多不舒服，所以沒有人解釋的訊息對病家是會產生非常大的負擔。」這幾句話也充分地道出語言在醫療的重要。
這也使我不由得回想自己一九七五年初到美國時，因為語言能力不足所遭遇到的挫折，而深深體會到，如果醫生聽不懂病人所說的話，或病人不了解醫生所說的話，都會嚴重影響到醫療品質；而由病人的立場看醫療，我更發現一本好書《麗亞的故事》（The spirit catches you and you fall down，安‧法第曼Anne Fadiman原著，湯麗明、劉建台譯，雙月書屋出版）刻畫出病人的語言與文化的特質是醫療人員不能不重視的。這本書以一位美國醫生與苗族病人因為語言與文化的鴻溝所引發的問題，最後作者引據醫學人類學家凱伯文教授（Arthur Kleiman）對醫病之間如何跨過這些鴻溝，所提出的許多精闢的理論。
最後，我提出如何藉語言來落實醫學教育對病人自主權的尊重，是我們當前醫學教育所不容忽視的課題。我個人常在和信治癌中心醫院做教學回診時，在床邊教學貫徹「以病人為中心」的醫學理念，給予醫學生與住院醫師「知識」、「技巧」以及「態度」的教學。我要求負責照顧病人的醫師或醫學生一定要先徵求病人的同意，「我們可以請你參與我們的教學回診嗎？」而後才做教學，以確實做到「尊重病人的自主權」；我也常問病人「 哪一種語言你比較方便呢？」以表示我們尊重病人的語言人權。同時我也常強調精確書寫病歷的重要性，而如果不太清楚病人的意思，就盡量用病人的話以引號寫出，如「我心臟不舒服 」，這才不會造成我們對病人症狀描述的誤解。
我心中的醫界典範 - 前彰化基督教醫院院長蘭大弼醫生曾說過，「知識份子的傲氣是醫生共同的弱點，我們醫生需要以謙虛的精神來對待我們的病人」，「高貴的儀器固然重要，但身為一位醫生，以一顆憐憫、溫柔、謙卑、吞忍的心對待病人，更重要。」蘭醫生本身說得一口道地的台灣話，就是他的實踐。他在一九九一年在美國台美獎頒獎典禮上，用道地的台語致詞說：「我是一個在彰化長大的英籍台灣人。」這是何等感人的認同台灣本土的話！
非常感激高雄醫學大學這麼有心地持續「醫學台語」這門課，並且不只獨善其身，又有兼善天下的雅量，與各學校共同分享這方面的心得。站在以病人為中心的理念下，我誠懇地呼籲大家，不要泛政治化地排斥醫學院推動醫學台語的教學，如有可能，客家話或原住民話也都能列入選修，充分讓醫學生有能力應付台灣本土多元化的文化背景。同時我也呼籲台語文學者能儘快在台語的文字化方面達成共識，讓全國能有完善通用的醫學台語教科書。我衷心地盼望有一天台灣的病人都能夠用自己的母語看病，而不必在病痛加身之際，還要擔心自己是否能聽懂醫生所講的話，或擔心醫生有否聽懂自己所講的話。
（作者賴其萬╱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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