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共和國》廖宏祥/台灣國防事務現代化(四)

廖宏祥/曾任麥道航太駐台代表、戰爭學院榮譽講座

經過三週的連載後,本週對國軍準備新形態的衝突,如資訊作戰,提出淺見,並對「台灣國防事務現代化」作總結。資訊作戰的定義多樣,功能基本可分五大領域:電子戰、網路戰、心理戰、作業安全與欺敵。我們先談電子戰。

電子戰

世界各國對電子戰的定義略有不同,但大致包含電子攻擊、電子防護與電子戰支援。電子攻擊又分為干擾與摧毀。國軍因為沒有攻勢思想與作為,因此欠缺電子攻擊能力。雖已向美國購買高速反輻射飛彈可摧毀敵軍雷達,但仍缺乏可在中國沿海執行電子偵察與干擾的現代載具與設備。

而台灣也需大幅加強電子防護。舉例來說,GPS不只提供定位導航資訊而已。其時間戳記更廣泛被使用於證券交易、發電廠和電網的電相匹配等民生用途,是國土安全需要保護的無形基礎建設。而武器的發射與導引也需GPS的雙頻軍規定位訊號。假如台灣遭受大區域干擾,不但會影響武器系統的發射,阻撓我軍的作戰與搜救,更可能破壞社會民生的韌性。因此保護其頻段的完整性應為當務之急。

同時解放軍也開始使用其北斗衛星,假如台灣能在本島和附近海域和空域干擾與誘騙北斗訊號,也可增加我方防禦的有效性。但因北斗訊號頻段夾雜在GPS頻段中,因此干擾北斗需同時保障我方使用的訊號。而這些不過是電子戰的一小部分而已。國軍更應積極防護己方通訊和雷達等電磁頻譜與設備,並攻擊解放軍所使用的,以大幅增加台海防衛作戰的勝算。而無人機可在電子戰領域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包括偵察與通訊。而這也是我方所急需補強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軍前總參四部「電子對抗雷達部」下設雷達局、科技裝備局、電子對抗旅等單位。但在二○一六年改組成戰略支援部隊後,其相關單位在外界對其組織的了解似乎就一片空白。但這麼重要的職能不可能憑空消失,因此值得我情研與情戰人員探究其設備與能力。

電子戰設備並非看得到的船堅砲利,單位價格也極高,但卻可決定現代戰爭的結果。以色列在電子戰科技研發表現卓越,得以和西方國家平起平坐。台灣民間產業雖具備射頻基礎,但缺乏政策鼓勵所以幾乎無法貢獻於國防,甚為可惜。從過去數十年來向美方的軍購項目來看,國軍幾乎不曾重視電子戰。這需要有科技訓練和現代思維的將領與軍事顧問方能竟其功。

電腦網路戰

網路戰的防禦非常昂貴,並且永遠不能保證百分之百的資訊安全。相比之下,滲透攻擊要便宜且有效得多。網路戰的本質是電子戰的延伸,和干擾敵方雷達與阻斷通訊的電子戰沒有不同。正如美軍「空地一體戰」的準則一樣,將隱匿的網路戰帶到敵後也符合交戰原則。

台灣現階段的資訊作戰主要是仰賴資通電軍與中科院的體制內能力。但高手在民間,儘管台灣有許多先進的駭客,但能量並未被整合到國安體系。某些人或被短期勞務僱用執行小而具體的任務,但由於工作沒有持久性和一致性,他們的知識與技能並不對敵人構成威脅。甚至有些駭客及產品被其他國家(如以色列和美國)重金買走,造成我國的損失。

電腦網路戰不需人海戰術,所需的資源也不多,但可充分發揮不對稱優勢。整合民間駭客到資訊作戰領域所碰到的瓶頸,與台灣的國防產業無法充分整合民間能量類似—也就是缺乏非公務人員的安全查核程序。這是作業安全體系的一部分,不但保障人安、物安、資安,更可寓兵於民,在廿一世紀的科技戰爭發揮重要功能。

心理戰與政治作戰

起源於法國大革命的「政委」制度被蘇聯紅軍和納粹德國採用。黃埔軍校創建時亦仿效蘇聯設立黨代表,以黨指揮槍。時至今日,台灣與越南、朝鮮和中國並列世界上還有政委制度的國家。政治作戰在過去被廣泛接受為與共產黨進行論述競爭的重要工具,但在國防二法施行後重要性日益降低,且功能不彰。

戰爭是國家意志的競賽,假如政治作戰還要繼續存在的話,在資通訊科技發達的今天應被賦予全新的任務與工具。資訊作戰的場域包含實體域、資訊域和認知域。最終目的在全面影響敵方的認知與決策—也就是近來流行但被誤解的「認知作戰」。它所需的科技與傳統的武器系統不同,不但便宜得多,並且是戰力倍增器,達到真正的「物超所值」。

共產中國廣泛運用如網路防火長城、網路警察、五毛黨等手段,不但控制其百姓所能接觸的訊息,晚近更透過「大外宣」滲透台灣和西方的媒體。民主台灣受憲法和責任制約束,處於不對稱的認知作戰劣勢。因此台灣迫切需要發展反制的科技與戰略,且需統籌規劃執行。由於西方國家對中國語言與文化陌生,在認知作戰領域,台灣可和西方國家結盟,並扮演關鍵角色。

台灣最弱的就是國際關係,和世界上的主要國家沒有外交與軍事交流。台灣基本上無從置喙國際戰略競爭態勢;能做的最多就是收集政治情報、被動因應。但國內充斥對國際大戰略夸夸其談的專家,卻在國際媒體從不曾發聲。因此國際間每每討論潛在的台海危機時,幾乎都聽不到台灣人的聲音。因此執政黨應可協調教育部以教授升等,或外交部以重賞勇夫等方法,制定方向鼓勵國內學者在國際主流媒體論述,進而形塑其他國家對台政策。這策略比創設智庫要便宜得多,且影響力將更為深遠。

必也正名乎

台灣數十年來稱呼解放軍從土八路、匪軍等不一而足。晚近我國防部皆以共軍稱之,但從來沒有用過其正確的名稱—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或人民解放軍,而這也是國際上對它的唯一稱呼。所謂「共軍」意為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與其相對的是中國國民黨創建的「國軍」(所以才有退役將領「不管國軍、共軍,都是中國軍」的說法)。也就是說「共軍」這樣的稱謂代表了台灣和中國仍在進行內戰,而且是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內戰,但這顯然與現實不符。雖然「國軍」可說成是台灣的國家軍隊,但假如國防部連敵人的正確名稱都叫不出來,不但無法知己知彼,我方的認知甚且已被敵方操縱而不自知。因此國軍的政戰文宣和媒體應儘速將敵人正名。

結論

本系列文章並非提倡悲觀主義或失敗主義,而是點出如冰山一角的些許問題。台灣民間企業的活力與其競爭策略的韌性,對照國防戰略的不合時宜與國防產業的故步自封,形成強烈的對比。套句美國人對台灣國防的評估:台灣應可發展為以色列,但卻成了巴拿馬。

國防部多年來的武器採購、兵力結構、預算分配等面向,多為軍兵種間不合建軍邏輯的角力場;而相對應的準則教範、演習訓練、後勤補保等,也沒有反映國軍準備打什麼樣的未來戰爭。台灣國防事務沒有現代化,只有加深對美國的依賴,但華盛頓有其自身利益考量。也就是說我們的經貿再怎麼興盛,沒有合理競爭策略的國防也無法保障國家安全。

民主國家不應任由軍人決定一切國防事務。美國縱然是成熟的民主國家,其軍文關係仍偶有緊張跡象。老一輩的民進黨人有被威權統治時期軍、情單位迫害的經驗;加上「本省人」過去成為職業軍人少之又少,造成現在的執政黨對國防部的組織文化與決策過程缺乏了解,甚至導致雙方缺乏互信。但這並不應阻礙文人政府有實現改革的願景和使命;甚至為了避免所謂的「軍心不穩」而用籠絡手段,拖延早應解決的諸多問題。

蔡英文總統任董事長的新境界文教基金會,其英文名稱 New Frontier是甘迺迪接受美國民主黨提名競選總統時的口號;他呼籲人民將眼光投向明天的希望。而甘迺迪總統與其國防部長麥克納馬拉引進企業界的方法進行國防事務改革;有些方法到今天還在使用。企盼接受台灣人民委託的執政黨,在台海風雲詭譎時能大刀闊斧的進行國防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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