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共和國》廖宏祥/中國「五年計劃」下的科技創新

隨著習近平的權力達到頂峰,且在南海與東海積極擴張勢力,更爆發了美國的貿易戰與高科技圍堵。(路透檔案照)

廖宏祥/曾任麥道航太駐台代表、戰爭學院榮譽講座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因為在該領域投入龐大資源,有人把中國對半導體的推動與一九五○年代中期毛澤東的「兩彈一星」計劃相提並論。(圖/取自網路)

習近平政權於二○二○年十月發布了「十四五規劃」,強調科技創新;重點從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電路、空天科技等,不一而足。其目標遠大,值得我們關注。

受史達林計劃經濟的啟發,毛澤東於一九五三年提出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旨在促進經濟成長與工業發展。縱觀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十一年的歷史,共產黨常在其國家計劃設定不切實際的目標。最惡名昭彰的就是「大躍進」,導致的飢荒估計使至少一八○○萬人餓死。

儘管有許多不為外人知的失敗,中國在一九八六年三月第七個五年計劃中製定的八六三計劃卻是成功的。該計劃在隨後的三個五年計劃(一直到二○○五年)繼續執行。中國的天河超級計算機,和神州載人飛船可歸功於該計劃。此外,中國在二○一七年基於衛星的量子通信突破,源自於九七三計劃。

在這些廣為宣傳的成功背後,其實還有更多其他的不甚了了。一個明顯的例子為其半導體工業。其應用範圍從汽車、電信、航太,到軍事等。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因為在該領域投入龐大資源,有人把中國對半導體的推動與一九五○年代中期毛澤東的「兩彈一星」計劃相提並論。但儘管中芯國際是其國家級的指標性公司,但它的半導體生產卻得完全仰賴外國技術。而中芯的技術至少還落後台灣的台積電、韓國的三星,和美國的英特爾十年,也就是兩代以上。曾口出狂言想併購台積電、聯發科的中國紫光集團,也步上武漢弘芯的後塵,傳出債務危機。

本文試圖就中國十多次的五年計劃(現在稱為規劃),花費了大量的國家資源後,仍未在高科技領域取得更大的成功提供一些解釋。

國家選擇模式的盲點

中國共產黨由國家選擇科技領域投入資金,其模式與創新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馳。因為創新必須在自由的環境中培養創造力,也就是由下而上產業競爭的模式,才能夠發揮。中國從國家控制(自上而下的模型)的環境中所能發揮的創造力有其侷限。

一個例子就是屠呦呦。她是二○一五年中國第一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生理學)的得主。她發現可用於治療瘧疾的青蒿素和二氫青蒿素,是二十世紀熱帶醫學的突破。妙的是,在獲得諾貝爾獎前,屠呦呦幾次被提名國家科學院院士全都落選。她的得獎引起世人對中國學術派閥與研究水準的批評。其實她早在一九七○年代於中國中醫研究院就發現了青蒿素可有效治療瘧疾。當她想進一步研究時,該機構的黨委書記告訴她,該題目不符合國家制定的研究方向,因而中斷。

外界可能會覺得這理由很可笑,但在中國的國有研究機構中,共產黨制定研究方向仍大行其道。沒有黨的同意,研究人員幾乎不可能自主研究創新。我們只能猜測,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有多少世界級的中國研究人員及其創新思路在國家控制下被扼殺。

有很多例子可說明科技人才在自由開放的研發環境中更具創造力。日本的京都大學擁有十九位諾貝爾獎得主,而較保守的東京大學有十二位。當然兩所大學都非常傑出,但日本人一般將京都大學的卓越表現歸功於其自由校風與研究環境,卻是不爭的事實。更著名的例子是美國麻州的一二八號公路(在一九八○年代被稱為科技走廊)和加州的矽谷,分別位於自由主義盛行的波士頓和舊金山附近,絕非偶然。

「超英趕美」與「韜光養晦」

自二○一三年以來,習近平頒布了一系列在科技領域的政策措施,但國家機器仍繼續選擇企業的贏家和輸家;其「國進民退」政策更由於資源分配不平衡,嚴重影響產出效率,私人企業的科技創新更飽受衝擊。除此之外,投機取巧的「彎道超車」(含「千人計劃」的智慧財產權盜竊)在中國猖獗的程度更扼殺其自主創新的風氣。

毛澤東「超英趕美」的口號一直是中國人的夢想。但今天的中國領導班子似乎已忘記鄧小平 「韜光養晦」的忠告,大張旗鼓地倡議「中國製造二○二五」和「一帶一路」。隨著習近平的權力達到頂峰,且在南海與東海積極擴張勢力,更爆發了美國的貿易戰與高科技圍堵。

如果從歷史汲取教訓,日本於一八六八年開始明治維新。三十七年後,該國在日俄戰爭中擊敗俄羅斯。再過三十六年,又發動太平洋戰爭。面對美國卓越的實力,日本的帝國野心以二戰失敗告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從一九七八年至今僅四十二年。雖然在經濟獲得重大成就,但習近平的「中國夢」意圖在科技、經濟,甚至軍事上挑戰美國,以中國今天的實力,採取與美國敵對的立場,其賭注之大與勝算之小,顯然非明智之舉。

在軍事方面,儘管中國已經部署了許多現代武器平台,但僅依靠「船堅砲利」卻遠遠不足。許多不可量化的因素,如準則、訓練、管理、文化等,至少也同樣重要。清帝國沒有致力提升這些非物質因素,因而在一八九四年被日本擊敗。看來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仍然沒有學到教訓。

軍事與民用技術融合

中國核武的發展模式類似一九四○年代美國「曼哈頓」計劃,與蘇聯「大推動」的選擇性資源集中。但在資訊時代的今天,與軍方集中式發展武器的計劃不同,軍民通用的技術基本上散見私人企業而且是可公開取得的。實際上,西方的資訊科技絕大多數是在民用領域開發,再轉移到軍事應用。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五角大廈逐漸廢除了許多用於武器開發的軍規標準,轉而採用各種民用科技標準,如IEEE、SAE和RTCA等。因此美國的武器系統大量嵌入民用硬體與軟體構件,得以更快速的開發和部署。同樣的,先進的網路戰技術很大程度上是在商業市場中開發,不受美國政府的直接控制。

中國的軍事工業複合體在半導體、計算機和軟體等領域處於劣勢。因此儘管解放軍進行技術現代化已二十餘年,但西方民用資訊科技的飛速發展,使它仍然苦苦追趕。與西方有合作關係的中國私人企業,某些技術水準超過解放軍直接或間接掌管的研發機構。這也就是說,由上而下的中央集權控制體系,在開放的資訊時代反而弱化其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競爭態勢。

雖然解放軍近來加速部署多種大型武器平台,但真正使其「船堅砲利」 能發揮作用,但卻無法肉眼觀察的電子與資訊科技,其效能仍有待實戰驗證。而這也是二○一七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設立「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的重要原因。於此同時,美國國防部與國務院近來的聲明,反而彰顯美國將更加防範其借用軍民融合機制,竊取西方科技的企圖。

結論

中國在科技領域仍不成氣候的原因很多,本文只從思維、文化與制度探討其犖犖大者。順帶一提的是,台灣在中國文化的籠罩下,也有諸多類似的問題,且同樣沒有深刻反省、進行改造。而儘管中國在許多領域取得重大成就,但想全方位與西方競爭並取得勝利仍是條艱鉅而漫長的道路。饒是如此,中國的能力正在增長,其意圖也越來越具侵略性。這對自由世界來說應該是最值得警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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