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的國際經貿學者，也是印度政府前任（2014~2018）經濟總顧問蘇布拉馬尼亞姆（A. Subramanian），日前在一篇文章裡所提出的建議，教人眼睛為之一亮。針對中國問題，或許這也是美國與其盟友因為川普所獲得的「二次機會」。 （彭博檔案照）

洪財隆／公平會委員

教授國際經濟關係多年，隨著近來時事發展，有個假設性問題突然浮現腦海：如果我班上有個叫做川普的同學，因為種種原因想要解決美中鉅額的貿易失衡，主張由美國對中國的實質進口關稅稅率提高兩成（實際上則是十九％），到底我該如何看待或好好回答他的問題？

如果是在傳統的經濟學教室，問題和答案顯然就很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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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會告訴他，從總體經濟學的角度，個別國家的整體對外貿易失衡（包括商品貿易和海外投資所得的經常帳），反映的其實是該國內部資源的使用情況，亦即儲蓄率（收入沒消費完的存起來）和投資率之間的差距，經濟術語叫做「超額儲蓄」。目前中國因生產收入遠比總支出高，有超額儲蓄，所以長期出現對外貿易盈餘，而美國則儲蓄不足並處於相反的局面。

不難明白，根據經濟學理的預測，國際收支失衡是結構性問題，單單藉由提高關稅等保護主義措施不僅無效，且會導致整體貿易量的萎縮。主要理由在於，透過貿易政策降低進口，在其他條件不變之下，出口必然也會因為實質匯率的提升（名目匯率增加或國內物價上漲），即東西變貴而跟著減少，而且將大大違反「比較利益法則」所預測和教誨的國際分工互惠原理，勢必嚴重傷害彼此的經濟效率。這裡都還沒有討論到其他國家很有可能會進行貿易報復呢。

然而，如果單單只做上述一切都應該反求諸己的回答，一來未見歷史縱深，顯得不夠深邃；二來缺乏國際現實脈絡，說了等於沒說，因為忘了今天的討論對象是中國，並不是一般尋常國家，例如早年的日本、德國或亞洲四小龍；更嚴重的是，應該是當不成總統的經濟顧問，更遑論國家安全顧問。

重新整理思緒之後，也許以下的回答會比較公允和完整，而且說不定川普同學看似錯誤的問題，也能衍生出正確的答案。譬如說：即使貿易戰未必合理，但所衍生的科技或5G之戰則無比真實。

雖然國際貨幣體系和匯率議題不是今天的重點，但也必須有所交代，才能看清國際經濟關係的全貌。美國連年對外的大量貿易赤字現象，除了上述總體經濟的視角之外，更和「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 1944~1973）」的遺緒有關，亦即美元此一個別國家的貨幣，仍被當成國際貿易與金融交易的主要計價、清算與儲備貨幣。

此一事實固然讓美元享有特殊地位，等同在國際收支帳上擁有無限的償債能力和流動性，配合發達的資本市場得以吸納國外資金，造就出美國可以長期貿易赤字的條件。然而，既然美元成為基準貨幣，使得美國在面臨貿易赤字時，無法樣其他國家一樣逕行貶值，而只能間接為之。例如透過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對匯率加以影響，或敦促、協調、必要時甚至逼迫貿易夥伴的貨幣兌美元升值，例如1985年的「廣場協議」。

此即著名的N-1問題，N種貨幣只有N-1個匯率和政策自由度，而所少的一個自由度就是美元。以此角度觀之，美國每年都會調查並公布所謂匯率操縱國家清單，很難說沒有正當性。特別是理論上浮動匯率所承諾的國際收支平衡，實際上並沒有出現，因為各國央行往往為了促進出口目的而進行干預，可說屢見不鮮，以致對美元匯率「易貶難升」，特別是資訊甚不透明的中國更是案關要犯。

不過，除非有朝一日重新洗牌並另做安排，不然這個古老難題應該是無解，所以還是回到比較具有操作性的貿易政策討論，比較實在。

經濟學上有個理論在談什麼是「次佳（second-best）」，意指最佳狀態因有扭曲未能實現時，僅維持其他條件不變並不能確保「次佳」境界，必須額外再做點什麼改變或調整。這裡的扭曲來源，尤指像中國這樣一個在各方面的威脅皆與日俱增的巨龍國家。

面對中國，川普選擇的途徑是不假辭色與連環重錘。儘管高舉「美國優先」大旗，透過基本上不管他人反應的「單邊主義」我行我素（隱含不穩定、難以預測），引發對手不快、盟友疏離，然而川普的確也已為國際經貿秩序帶來「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

拜登團隊顯然另有打算，無論是在國際經貿、區域安全或氣候變遷等領域都將走回多邊主義路線，但能否善用「川普衝擊」所創造出的有利局面，對中國日益擴張的行為有所節制與抗衡，更是至關重大。

就經貿而言，美國如何運用「世界貿易組織（WTO）」，更是未來檢驗其言必稱多邊主義的成敗試金石。從績效來看，擁有一百六十四個成員的WTO，截至目前仍未談妥啟自2001年的「杜哈發展回合」，最大的成果也僅是不涉及實質自由化的「貿易便捷化」。而WTO談判的裹足不前，相當程度也解釋了何以「自由貿易協定（FTA）」會全球蔓延。如此多邊架構，究竟能成就什麼事？

換句話說，期待於拜登美國的，不會只是補任命WTO「爭端解決機構」上訴法官這類枝節而已，更在於規範中國的行為應該要有大動作。問題的癥結不外乎，WTO的多邊貿易規則乃建立在商業運作自主與法治等信任基礎上，亦即國家與市場的界線必須大致清楚才行得通，但這遇到中國則沒轍，尤其是各方對習近平統治下，「國進民退」更甚以往、國家角色更直接的中國經濟，信任基礎可說已經徹底瓦解。例如華為竟聲稱其股權為員工百分之百所擁有，但誰會相信？

知名的國際經貿學者，也是印度政府前任（2014~2018）經濟總顧問蘇布拉馬尼亞姆（A. Subramanian），日前在一篇文章裡所提出的建議，教人眼睛為之一亮。針對中國問題，或許這也是美國與其盟友因為川普所獲得的「二次機會」。

主要由於中國並沒有信守其在2001年的「入世」承諾，特別是國家介入侵犯智財權和操控匯率這兩大問題最嚴重，美國和其盟友應聯手和中國就其在WTO的參與問題重新談判並議約。包括中國不應再以開發中國家的身分享受優惠；針對人民幣匯率的低估指控應有機制加以明文監督；就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併購與技術取得，無論是國營企業或民營企業，有關中國政府角色的質疑，中方皆應負舉證責任。

諷刺的是，近年來由於美國棄守，中國竟搖身一變成為WTO多邊貿易體制的捍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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