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廣場》科技偵查束手,犯罪防制破口

◎ 王聖豪

近日法務部公告之科技偵查法(以下簡稱科偵法)草案,甫推出即引起支持與反對雙方沸揚論戰。或許稍日冷靜之後,重新耐心檢視科偵法草案文本及瞭解實務現況,應略能耙梳歸理其中的法制意義及其所直面的困境。

本文認為,科偵法的法制意義,一方面在於回應最高法院呼籲對於GPS此種新型強制偵查處分的立法缺漏填補(參照最高法院106台上字第3788號妨害秘密案件判決),另一方面,也在於將實務上已實質運用或有實際需求,數種以新興科技作為偵查輔助方式(如無人機監視、GPS追蹤、熱顯像儀、M化電信偵防車、設備端通信監察等),或數位證據的蒐集保全問題,將之收攏編隊於法制化中,使其在系爭偵查手段的啟動、執行、適用範圍與審查救濟等問題上,能務實受到法制納管,除了肯認對於若干犯罪的抗制上,必須給予偵查機關新型態偵查工具的賦權需求外,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劃上紅線,以規制執法機關逸脫法制授權而行使,藉以保障人權。

而在實務現況上,偵查機關面對的是迥異於過去、由各種新興科技發展所匯流的當今社會,社群網路(如Instagram、Facebook、Twitter)、即時通訊軟體(如LINE、WeChat、Facebook Messenger、WhatsApp、M+)、電子郵件(hiBox全能信箱)及各種OTT服務(Over-the-top media services,即透過網際網路直接向觀眾提供的串流媒體服務)創新應用服務商(如Skype、NetFlix、paypal)等,早已成為一般人生活日常的一環,亦為犯罪者習以規避犯罪偵查的工具,傳統通訊監察所標定的實體電話,多已不再是犯罪者進行常態通訊與資訊傳遞媒介。此外,在緝毒、走私、環保、組織犯罪、詐騙與洗錢等特定犯罪現況中,執行前端的核心人物追蹤、關鍵證物蒐證與破譯等,偵查機關也多仰賴新興科技作為關鍵偵查工具。當犯罪者得以任意使用新興科技工具規避偵查,但國家機關卻欠缺武器的對等,只是讓犯罪者在犯罪計畫評估上更肆猖獗,春風吹又生地衍生更多犯罪,美國經濟分析學者波斯納(Richard A. Posner)所說的:「『破獲率』乃除有效之刑罰外,考量刑罰經濟分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是我國詐欺集團等特定犯罪現狀演化的最佳說明。

相對於本土面臨的境況,德國於2017年即制定施行之《德國刑事程序增進效率並契合實務擴張法案》(Gesetz zur effektiveren und praxistauglicheren Ausgestaltung des Strafverfahrens),下稱《刑事程序有效務實法案》),其草案立法理由之說明:「國家有義務確保刑罰權的實踐,而必須確保刑事程序規範適當、符合時代並有效地實踐」,或可同樣套用在我國科偵法的立法目的與法制意義的說明上,而上開刑事程序有效務實法案的法案名稱,亦可見德國在現今科技發展下的犯罪抗制體系,對於偵查工具失衡的困境,係採「有效務實」的前導概念直球對決,並不容任若干犯罪類型取得治外法權,讓國家刑罰權對之束手無策、徒呼負負。而上開法案特別於《德國刑事訴訟法》中增設安插國家木馬軟體進行全面監察與搜索之線上搜索(Online Durchsuchung)以及針對加密網路通訊監察之來源端通訊監察(Quellen Telekommunikationsüberwachung)等新型態強制處分規範,而這也是我國科偵法草案相關立法參考之所本。

當然,各國刑事訴訟程序中各種偵查方式的立法與實際執行運用,都面臨程度不一的人權干預問題,即便是最輕微的函調個人資料乃至於在公開場域的行動蒐證,無一不與涉案人的隱私權與資訊自決等基本人權有所碰撞,而綜觀我國科偵法草案所採取的「層級化法官保留」,已在人權保障與有效追訴犯罪之間,將運用不同新興科技偵查工具的程序、要件與效果,提出價值權衡後的初步草案,其中的法官保留密度是否足夠等問題,或許有不同看法,但期許立法機關或有識者不應僅是空泛徒呼侵犯人權口號即逕為拒斥其外,別忘了科技偵查一旦束手,就是為犯罪防制開啟破口。

(作者現任雲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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