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文珊
反送中運動長達年餘，曾經的東方之珠業己淪為美中新冷戰的最前線，備受尊崇的天主教教廷不僅未曾公開置一辭，日前更傳出教廷會任命「北京祝福的人」出任香港主教。為此，香港前樞機主教陳日君不辭疫情嚴峻，特意前往羅馬，希望可以面見教宗，卻一連三天未獲接見，失望而返。
究竟何以致此？
不少虔誠的信徒仍舊懷抱著善意來理解，認為教宗有可能遭受到矇蔽，或中國的強力施壓，而不得不妥協。論者可能會舉七月教宗在「三鐘經」談話事件為例。那次，教廷曾事先發放草稿，但卻在臨宣讀前通知記者們香港的部分教宗「將不會宣讀」。有論者甚至自行腦補出許多「幕後」情節，稱許教宗臨時撤稿的作法展現高度政治手腕，有一石二鳥的效果，既可以為未講出的香港部分「畫重點」，又可以突顯中國銳實力對梵蒂岡的滲透。
姑不論此番美言是否為真，光就教宗原本的發言內容來看，是相當溫和而中道的。他在文中呼籲，香港所有涉利者都能以真誠態度對話，「展現勇氣、謙卑與非暴力精神，尊重所有人的尊嚴與權利」。他更希望，香港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宗教生活，應獲得充分自由的保障，如同所有國際文件法令規定的那樣。為此，他將持續為香港天主教會與善良的人民祈禱，使他們能共同建設一個繁榮和諧的社會。較於去年11月香港警察圍攻中大理大時期，教宗在訪問亞洲的回程中，把香港警暴跟智利動亂、法國黃背心相提並論的說法，要更貼近真相，亦更得人心。
令人擔心的是，若連這樣的談話，都得刪除，其他更一針見血，批評極權統治違犯人權民主價值的話，就更說不出口了！而在推崇教宗的高度政治智慧的同時，刪除發言內容的決定是否具倫理正當性，還有這樣的作法究竟受到怎樣的壓力，為什麼教廷竟會受到「敵基督」共黨政權的施壓等等深一層的結構性問題，就被自然而然的轉移了焦點。比起信仰堅持，好像政治手腕的高明，來得更緊要！
更何況，美言往往不信。如果拉長時間來看，恐怕「續簽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會喪失宗教領袖的道德高度」的提醒，並不是空穴來風。
去年6月22日，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同學會及明愛專上學院天主教同學會等學生出席羅馬的國際青年論壇，業已在獲教宗接見時，向其陳情。今年6月，梵蒂岡自己更發表「關於中國神職人員民事登記的牧靈指導」，要求中國政府不要施壓並恐嚇內地的地下天主教會，強迫他們登記加入官方愛國教會。到了7月，《紐約時報》報導，指出一個為中國政府工作，名為「紅色三角洲」的黑客組織，在5月開始，便不斷展開網路攻擊，為要收集中梵就主教任命協議及教會在反送中運動中的相關資料。新崛起的網媒Gnews更言之鑿鑿地指稱，包括教廷在內的歐洲各國政要曾收受中國的巨額賄賂。凡此種種消息，顯示教廷對中國打壓宗教自由的事情，不可能不知情，也無法不採取立場，輕易不能用受矇蔽或遭施壓來搪塞過去。梵蒂岡，恐如陳日君樞機所言，有必要從事內部自清！
猶有甚者，信眾慣於為教會失格美言的偽善作派，其實正出自錯誤的信仰教導或傳統陋習。教會教導信徒要順服，因此不論是在政治或教會掌權者犯錯時，大家都要做「好」人，沒有人敢當吹哨者，糾錯指正，以致於罪惡如滾雪球一般坐大。縱使「世人皆有罪」，不過學者Brian P. Flanagan在Stumbling in Holiness: Sin and Sanctity in the Church直陳，教會慣常譴責信徒有罪，卻為牧長或教會領袖辯解，並且多聚焦在個人的罪惡，忽略教會作為集體所可能犯下的結構之惡，像是支持獨裁政權、為性別及種族等的歧視與人權的侵犯作背書。
誠如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的總幹事胡志偉所言的，「『有罪的教會』使不少教牧與信徒不舒服，但這是聖經、神學與歷史呈現真教會的面貌。惟有承認教會的罪惡，教導信徒辨識與監察，才能減少群體犯罪與犯錯，展示有血有肉的人性化教會。相反，自以為義與隱瞞罪行的教會，是虛有其表、失掉真實，只會不斷流失信徒。」
另一方面，無獨有偶，也是在今年教廷主動解密有「希特勒的教宗」之稱的庇護十二相關檔案。這是基督教會肯面對過去，實現轉型正義的一大步，值得稱許。不過，條分縷析教會內外政治權力究竟是如何盤根錯結，而神學典範與聖經詮釋又犯過哪些錯誤，來合理化種種「與極權共舞」「與人權對著幹」的過去，方是教會對內對外追求轉型正義的不二之途。
一年前決定公開史料時，教宗拍胸脯保證，「教會不害怕歷史」。帕加諾主教亦表示，「庇護十二的善行使得教會的陰影微不足道」。也有不少信眾站出來護教，稱庇護十二之所以不公開指責納粹，是擔心修士和修女會受到攻擊，但私下鼓勵教會協助藏匿猶太人。
沒錯，教會在這期間的確有協助猶太人。但事實遠比這更為殘酷。有更多資料卻顯示，庇護十二在德國建造集中營時便已經得到消息，卻沒有作出回應。天主教會內有支持同情納粹的主教。1943年10月超過1000名猶太人在羅馬被捕，送往集中營，據學者David Kertzer 所言，庇護十二非但沒有抗議，連請求希特勒停止把猶太人送往奧斯威辛都無。相對的，戰後，納粹戰犯卻可以藉由「老鼠路徑」，或稱「修道院路徑」，到羅馬取得偽造的身分文件，再順利出逃至南美洲。
James Waller亦批評，教會在極權政體下對大規模人權侵犯的參與，並沒有那麼含糊。它往往分為三個階段：首先，從事件發生前，教會往往把信仰認同與族群、國家與政治認同摻和在一起，為「我們vs他們」二元的、排他的意識型態，作信仰背書，使得信徒或教會對他人的痛苦與受迫害處境，完全無感；無感到一個地步，在事件發生的當下，信徒或教會不是對暴行沈默，或否認，便是積極參與在其中；到最後，在事情發生過後，教會即便承認也支持了迫害的政體，但卻往往迅速撇清。
James Walter所論及的，不單是天主教會，更是基督新教。這就是為什麼香港浸聯會在反送中運動的初期，就發表聲明，表示反惡法並無違反政教分離的原則，《逃犯條例》修訂是「邪惡」的，近日不少團體發出反對聲明，政府充耳不聞，是政府的錯；但若浸聯會噤聲，便會成為「共犯」，無法面對港人，「昔日德國的錯，不應重複」。可惜，普世教會運動的相關機構，至今亦無就中國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反送中運動的警暴，及後來的國安法表態。
無論是面對過去的納粹，或是今日的中國，誠心希望基督徒或眾基督教會都能正視轉型正義的挑戰，能在價值判斷上不護短偏私，勇於面對自身的陰影，省思在捍衛普世人權與宗教自由上有沒有虧負上主的所託，是否背棄信眾的依靠。願上主護佑，幫助我們能夠守住清潔無偽的良心，彼此提醒，「與怪物戰鬥的人，應當小心自己不要成為怪物。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凝視著你。」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榮譽副研究員）
編輯精選
自由評論網粉絲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