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前總統在總統府暢談，張建邦校長陪伴。（圖片由作者提供）

吳茂昆／前教長、前東華大學校長

1992年超導國際會議國外學者拜訪李前總統，李前總統左邊第一位是日本東京大學的田中教授（Shoji Tanaka），第二位是朱經武教授。（圖片由作者提供）

李登輝前總統日前辭世，令人無限懷念。想起六年多前，我任東華大學校長時，曾邀請李前總統赴東華大學「東華卓越領袖演講系列講座」發表演說。當時他已高齡九十多，仍然精神奕奕站在台上，以「領導能力的修練」為題，為東華同仁及學生們進行了兩個多小時的演講，如今回想起來，仍令人欽佩不已。同時，也讓我憶起三十二年前初次與李前總統會面的情景。

李前總統參觀清華實驗室，面對鏡頭的是劉兆玄先生及夏漢民先生。（圖片作者提供）

李前總統有固定閱讀日本媒體報導的習慣。自一九八七年三月以後，高溫超導研究成為日本媒體經常報導的議題，而我的名字多次出現在日媒版面上，使得李前總統知道我這個來自台灣東部的年輕人，在高溫超導研究方面的突破和貢獻。一九八八年五月下旬，我從紐約（當時我是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物理系教授）趕回台灣奔父喪。李前總統從張建邦校長（當時為台北市議會議長）口中得知我人在台灣，隨即透過張校長的安排，希望我能到總統府與他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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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李前總統的會面，原本只排定了半個小時，但由於李前總統的豐富學養及寬廣視野，使我們愉快地交談了將近兩個鐘頭。令人意外的是，李前總統以農經學者的背景，竟然能夠對超導現象及理論侃侃而談；他完全理解電子配對（所謂的庫柏對Cooper Pairs）及BCS理論（Bardeen-Cooper-Schrieffer合作提出的超導機制）在材料形成超導性方面所扮演的角色。當然，他對高溫超導發展的現況更是瞭如指掌。他與我交談，主要是希望進一步了解我們是根據什麼樣的想法，而成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與突破。透過意見交流，我認識到李前總統的閱讀不僅止於消息報導，還深入了解報導內容的學理細節。這個認知對我後續的研究學習，有相當深遠的影響。

交談即將結束前，李前總統問我台灣是否應該投入超導的研究？我的回應是：這是一個涵蓋基礎學術與應用科技的領域，台灣對低溫現象的研究在當時尚處於萌芽階段，是很好的時機由政府帶頭投入，如此對台灣在材料科學的整體發展，包括當時已經起步的半導體產業，至少在人才的培育方面，會有很好的貢獻。李前總統緊接著問我：「初期需要多少投資？新台幣十億夠嗎？」我個人深信，這正是台灣自一九八九年以來，在材料科學領域方面大幅發展的開端。

我原本已準備兩天後搭機離台。不料，李前總統突然問我何時返美？問我可否多留幾天？要我在下週一的總統府國父紀念月會上演講。我對國父紀念月會並不了解，只知道是政府各院、部會首長參與的會議。當時我年輕，很直率地回說，我是從事科學研究的，在月會上能說些什麼呢？沒想到李前總統答道：「你看，超導體是一九一一年首次被發現的，之後超導體的溫度從絕對溫度四度慢慢增高，經過四分之三個世紀，只提升到絕對溫度二十三度。到了一九八七年，由於你們的發現，量子躍遷式的快速提高到超過絕對溫度九十度，突破了用液態氮冷卻的障礙。另一方面，中華民國也在一九一一年由孫中山先生創建，但直到今天，還沒有達成中山先生所提倡的民主、民有、民享的理想。你的演講只要著重在你們如何達成突破、超越障礙，告訴在座聽講的許多老先生們，時代在改變，我們也要有如超導體般突破變化，台灣才會進步。」聽了他的話，我不得不佩服他將科學研究突破與推動民主制度劃上等號的思維。我當然答應留下來，於是利用那個週末，快速擬定了講稿，在週一早上，成為第一位非官方的科學家在國父紀念月會上演說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演講時，我特意將李前總統提到推動民主化的概念，巧妙隱約地表達出來。唸到該段文字時，我觀察了在場的官員，多數人沒什麼反應，只有蔣緯國先生露出了微笑；演講完後，他還特意上前來與我招呼，令人印象深刻。

演講後隔天，我就飛回了紐約。幾個月後，有一天我剛回到家，就接到時任清華大學校長劉兆玄先生的電話，希望我考慮回國服務。隔了兩個月，當時的國科會主任委員夏漢民先生到紐約訪問宣慰僑胞，約了與我見面，也希望我回台灣服務。於是新年過後，我開始與幾位志同道合、在美國從事超導體研究且年紀相當的朋友，包括齊正中（IBM Watson Lab）、洪銘輝、郭瑞年、陳正弦（Bell Lab），李定國（Virginia Polytech）、黃昭淵（Los Alamos National Lab），以及幾位較年輕、甫獲學位不久的唐宏怡、黃瑜等人聯繫，大家都有共同的信念，決議可以組成團隊一起回國，由我打先鋒，回國推動建立研究架構。於是，開始了與國科會的密切往來與規劃。當時負責連繫的是時任國科會自然處處長的黃鎮台教授。經由他的大力協助，我於一九八九年底回到台灣，在清華大學建立團隊，與國內的中研院、工研院、中科院、台大、師大、中山大學等研究團隊，共同推動高溫超導材料的研發。

事實上，還有幾位李先生對我決定回台灣有關鍵性的影響。首先，一九八七年我們的研究成果發表後，第一位從國內寫信向我道賀的是李國鼎先生，信中提到希望有一天或許我可以回國服務。國鼎先生應是最早從事超導科學研究的華人。他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跟隨超導研究大師Prof. David Shoenberg，從事超導薄膜研究。可惜因為中、日戰爭爆發，提早歸國，無法完成他的研究工作，他常因此引以為憾。在國外最早寫信向我道賀的是李遠哲前院長。我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期間，李政道先生對我非常照顧。當年我是否應回台灣，問他的意見，他鼓勵我回國，同時建議我徵詢李遠哲院長。為此，我飛到舊金山，李院長與夫人接待我到他們在柏克萊的住家，他們的鼓勵及建議，促成了我回台灣的決定。

在清華工作期間，李前總統曾到清華來看我們的研發情況，給予我們很大的鼓勵及支持。李國鼎先生也非常關心我們的發展，曾專程到清華來看我們。一九九二年，我在台北召開國際超導研討會，帶領國外來的科學家赴總統府與李前總統會面。李前總統非常高興，因為他讀日本報導時經常出現的幾位重要人物都來了。

李前總統對基礎科學研究的支持，造就了我們今天在科學發展上的實力。以超導研究為例，我們在二○○八年有另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鐵硒超導體。雖然鐵硒並沒有在超導溫度上帶來新的突破，但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平台，探討高溫超導的機理。如今，鐵硒及相關材料已成為國際上材料科學研究最重要的主題之一。

我們一九八七年發現的材料，其化學式是Y1Ba2Cu3O7，學界通常稱之為123；而二○○八年發現的鐵硒材料，其關鍵化學成份為Fe4Se5，簡稱為45，四加五是九，而李前總統是一九二三年出生的，這四個數字巧合地與我們發現的兩個材料正相關。最後，我想說的是，李前總統除了是「啟動台灣民主制度」的推手之外，也是「推進台灣科技發展」的領航者。謹以此文表達對李前總統由衷的思念與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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