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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廣場》從李登輝化名譯書 談黑金、權力、哲學

2020-08-02 05:30

◎ 雲程

李登輝確是台灣民主轉型的重要推手,但也必須有蔣經國的識人之明及解嚴開路的先行不可;是李登輝與蔣經國兩人接棒讓台灣民主化,甚至創建「新的台灣」,無論它會叫什麼名稱。

台灣民主轉型,要從戰後軍事佔領與政治重建的長尺度,配合族群(本土、外來)、階級(權貴、庶民)、世代等中尺度標準,才能體會出結構趨勢、事件與人物間的辯證關係。

佔領者很難放下對佔領區敵國國民的戒心。戰後陳儀行政長官曾提及:若不經過二十至三十年的訓政,使台灣人從日本臣民轉化為中國人,政府無法進用台灣人為中高階官員。

三十年後的一九七○年代,蔣經國果然開始推行「吹台青」,從此台灣開始政治轉換。

在中央行政部門,從邊緣部會首長、主要部會的副手而首長,到開放萬年國會增額補選,中央政府逐漸進用台灣人朝向本土化前進。這轉換,當然擠壓國民黨既得利益者的空間。

在蔣經國欽點下,李登輝成為備胎。蔣經國去世後,先是國民黨內主流非主流,一種純然「族群」之爭;後有新國民黨連線的「族群+階級」之爭;繼之是國會全面改選的「族群+世代」之爭,最後歸結到建立台灣主體性的「特殊兩國論」。李登輝以逐步擴大國民黨基盤,終至整合全台灣社會的方式,在驚濤駭浪中過關。

在這脈絡下,所謂李登輝引進黑金之說也豁然開朗:本質是「族群+階級」競逐中央權力。權力競逐的本身是政治邏輯,無分對錯。關鍵在參與者誰較貼近文明標準與世界潮流。這點,有哲學素養的李登輝自然脫穎而出。

李登輝鍾情融合了歐陸哲學與禪「無自性」觀點,強調意識(主觀)與場所(客觀)的統合,而形成新主體的「西田幾多郎哲學」。退休後,更以「吳神添」為名翻譯了〈哲學的現代觀〉。李登輝的「我不是我的我」,便是強調在「肉身」外,還有更高「環境脈絡的我」,甚至與「純粹的存在」相融的我。

因為有哲學觀照與精神信仰,李登輝才能豁達於權力場域。一九九六年選舉方式改變,他本可以像許多政治人物一樣再幹兩任;但與國內外、中央地方極貪的政治動物不同,李登輝始終心儀「我不是我的我」,化為千風、陽光與星空,故能在歷史轉折中選擇如華盛頓的不朽之道。

(作者著有《放眼國際:領土地位變遷與台灣》,http://hoonting.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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