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廣場》是行賄,還是政治獻金?

◎ 吳景欽

有現任及卸任立委,涉嫌接受企業主的獻金,以來促使主管機關提出公司法修正,並方便其爭取經營權,致遭檢察官搜索與約談。惟就算查有所據,能否成立貪污重罪,卻有很大的疑問。

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務員對於職務行為,有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者,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此罪的處罰雖重,但對於所謂職務行為的認定,卻一直處於浮動狀態。

因基於罪刑明確性原則,對受賄罪的職務行為,自應以法定職務權限為範圍。只是如立法委員之類的公務員,雖有質詢官員、通過法案與預算之權力,卻無如一般公務員的具體職務,若採取法定職權說,其所收受的任何私人利益,就無適用受賄罪的可能性,致僅有是否詳實申報政治獻金或財產的行政罰鍰之問題。

面對如此的治罪困境,就有判決沿襲扁案所創設的實質影響力說,以來擴充職務行為的範疇,惟此等概念,極為模糊與空泛,致為人所詬病。為了解決不明確的指摘,最高法院就藉由判決來加以實質與具體化,卻仍強調立委的職務行為,除議決法案、預算、條約與質詢官員外,只要與此等職權有密切相關,甚至為形成此等職務所為的預備、附隨或慣例之行為,皆涵蓋其中。如此包山包海的界定,既加劇了司法的恣意性,也嚴重違反習慣法禁止之原則。

而如果公務員受賄罪,很難適用於立委收受利益之行為,或可退而求其次,以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法定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非主管事務圖利罪論處。只是立委就算有收受企業者的金錢,並因此推動相關立法與質詢官員,但除非能證明,如以預算為要脅之類的作為與事實,否則,就很難符合法條的利用職權或身分來圖利之要件。更重要的是,圖利必須有人因此得利才成罪,但因通過法案非幾位立委所能成事,且法律乃具有普遍性效力,要證明法案通過與得利間的因果關係,實有困難。更遑論若法案未過,就屬圖利罪所不處罰的未遂行為。

凡此困境,就凸顯源於戒嚴時代的貪污治罪條例,既與時代脫節,更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致有全面檢討之必要。

(作者為真理大學法律系所副教授兼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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