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廣場》感念李登輝的點點滴滴

◎ 吳澧培

我和李登輝的初見面是在他當農復會技正時期。有一次,我在友人陳震基家中打麻將,打到一半,有一位瘦高年輕人帶著一隻雞(在當時算是厚禮)來拜訪。原來是李登輝來推薦人選給任職水利單位的陳震基。對李登輝來說,陳震基是在白色恐怖時期,可以信賴並寄住避風頭的同窗兼好友。因為這樣的關係,陳堅持不肯收下李登輝的禮數,雙方推拖拉扯了許久。我麻將打到一半極感不耐,忍不住扯起喉嚨對窗外大喊:「喂!你們快一點啦,不知道麻將三缺一多痛苦嗎?」當然,我那時絕對不知道,我吼叫的人在日後將成為「總統閣下」、並被國際譽為「民主先生」。

李登輝在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我曾經運用人脈,介紹了美國大學的水利工程的系主任,提供有關治理淡水河的專業意見,但我真正與他有所接觸,是在他當蔣經國的副總統時期。當時他在訪問南美的外交行程途經洛杉磯,透過駐洛杉磯歐陽處長邀請我參加晚會。我猜想應該是我在美經營銀行之餘,也積極推動與台灣人相關的公共事務,而引起李副總統的注意。但因我對國民黨成見甚深,從不與國民黨官方人員往來,所以沒有赴會。沒想到,李副總統另外安排了時間與我私下會面。見面時,他特別提到,蔣經國已經著手改革,並且逐漸重用台灣人。我們雖然各屬體制內和體制外,看似分庭抗禮、沒有交集,但是以台灣的未來的角度,我們做的事是殊途同歸、目標相同的。

聽到他這麼說,我不禁向副總統提起美麗島事件還在坐牢的政治犯們,特別是林義雄的處境,最令所有的台灣人不捨。當時李副總統說他會盡力幫忙這些政治犯。當然我無從求證他究竟盡了多少力,但是後來我確實在第一時間,就從我的好友麥考斯基(當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亞太小組主席)口中得知,林義雄即將被釋放了。我對外來政權國民黨官僚出身的李前總統印象開始改觀,可以說是從這次的會面開始的,他是懷著台灣心在從事公職。

蔣經國過世以後,麥考斯基組團赴台,一來祭悼蔣經國,一來祝賀李登輝就任總統。當時黨政軍大權都還握在國民黨的反動勢力手中,尤其以軍頭郝柏村的威脅最令人忌憚。麥考斯基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打了一通電話給我。他問我說,到了台灣之後,有沒有甚麼他可以幫忙做的。我請他做兩件事:一是代表美國的立場,公開大力宣揚台灣的民主成就:台灣的獨裁政權時代已經結束,人民依照憲法,讓新的總統就任,這是台灣政治的新里程碑。另一件事,我請麥考斯基代表美國告訴郝柏村,在此關鍵時刻,不要妄想利用軍事政變等等手段威脅總統甚至奪回政權。麥考斯基照做了,他當面警告郝柏村說”Don’t even think about it.”(連想都不要想!),據麥考斯基說,當下郝總長聽了這句話之後,立即回答”No, no, absolutely not.”(不會、不會,絕對不會!)

蔣經國去世,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受到國民黨內的保守勢力極大的杯葛,我在紐約與彭明敏教授見面,決定衡量大局後,應支持李登輝。雖然我們對國民黨疑慮未減,但是相較來自中國的殖民勢力,土生土長的李登輝算是較有台灣意識的政治人物。於是,我們致電李登輝表示海外的台灣人願意幫忙,事後彭明敏也公開表態支持李登輝,還因此受到台獨聯盟的撻伐。

雖然高居總統大位,但李總統在黨內的處境確實十分艱難。從與他見上一面之坎坷曲折即可略知一二。1992年,我受彭明敏之託,回台為他疏通返台所需之護照一事,因此拜會李總統請他幫忙。當時是透過黃石城安排某一個星期三(國民黨例行中常會之日),我被告知上午七時到「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的會長辦公室等候,因為總統身兼會長,故會長辦公室決不會有人擅闖。辦公室內備有茶水點心,供我等候時間潤喉果腹。我在裡面從早上七點一等等到下午三點多,李總統才出現。有關彭明敏的護照問題,他一口答應處理,並當場打電話給丁懋時(當時的駐美代表)交代此事(果然,我還沒回到美國,彭教授就接到丁懋時的電話通知護照發放一事了),護照問題處理了之後,李總統在辦公室裏對我大吐苦水,細數郝柏村李煥等人如何掣肘,尤其行政院祕書長王昭明最是陰險難搞…。喋喋不休,竟一路談到六點多。我還記得,他多次提到目前還需要一忍再忍,但他有整套計畫,有把握可以讓台灣走向正常化、民主化!他也提到軍中有65個上將一定要卸職,否則軍隊無法國家化,郝柏村再神氣沒多久…等等。我不是體制中人,多半只能傾聽,無法搭腔。

1996首屆總統直選,我從美國率團回來支持彭明敏。有機會和李前總統見面時,他的態度依舊和藹親切,絲毫沒有感覺到他把我們視為「政敵」或「競爭對手」而產生任何敵意。選舉劍拔弩張之際,與李前總統的會晤仍是一貫的如沐春風。我也有聽麥考斯基轉述,他訪台拜見李總統時,總會提起與我的交情。有一次提到吳澧培時,副總統連戰在旁邊補話說,吳是支持彭明敏的。李總統依舊笑笑說:”It’s alright, it’s alright.”李總統的心胸風度,連麥考斯基也稱讚不已。

2000年之後,我沒有接受阿扁總統到政府部門任職的邀請,主要原因除了銀行業務忙碌無法放手之外,也是因為我想善用在美數十年所累積的人脈,為鞏固台美關係多盡些心力,畢竟民進黨首次執政,在台美的外交關係上著墨不深,正是需要大力協助的時候,所以我成立了Formosa Foundation福爾摩沙基金會,專責拓展台灣的外交空間。有一次我回台拜會李前總統,李總統十分認同基金會的任務目標,直說我們就是要學猶太人那一套,強化台灣在國會及政府部門的遊說力量,還主動說他也會幫忙。後來黃昆輝果然銜李登輝之命來美,與我同赴科羅拉多州拜訪猶太裔的前國會參議員Hank Brown,Brown也提供了遊說工作之組織及運作種種寶貴資料。可惜台灣人在美國的財力或各方面的勢力,還是不能跟猶太社會相比,要和猶太人一樣在美國政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恐怕還有好長一段路要走。

李總統在任內曾經訪美,回到母校(位於紐約州的康乃爾大學),發表了膾炙人口的「民之所欲,常在我心」。但他最想造訪的城市,無疑是美國的政治中心-DC華盛頓特區。2005年時,雖然卸任數年,李總統仍心心念念要在國際社會,以卸任總統之尊,為台灣拓展外交。他問我是否能夠協助他造訪DC,我又找了我的好友麥考斯基,這時他已經從參議員轉換跑道成為阿拉斯加州的州長。州長一口答應,並且規劃了請李總統以阿拉斯加州的貴賓身分訪問DC的行程,也疏通了美國國安會得到認可。雖然過程有許多曲折阻礙,但李總統終究能一償宿願,順利地訪問了華盛頓特區。在阿拉斯加時,在州長安排之下,李登輝的歡迎晚宴以及演講會,受到各界極大的迴響,所到之處皆受到熱烈的歡迎。返台途中要經過洛杉磯與台僑及美國重要政壇人士會晤,所以我跳過DC的行程,直奔洛杉磯協助前置作業。果然,李總統魅力無法擋,即便離開權力中心,仍在當地造成轟動,歡迎晚會以及演講午餐會,都創下了氣氛最熱烈以及參與人數最多的空前紀錄!李總統成功帶領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完成廢除國代、總統直選、落實本土化等政治大工程,不僅是台灣島內,就連海外的台灣人,也是佩服不已。

因為洛杉磯的經驗大成功,隔年(2006年)的「日華懇談會」將在日本舉辦,李總統要我擔任帶團團長。日華懇談會的團長為出身政治世家的椎名素夫參議員,成員多是日本國會的參、眾兩院的跨黨派議員以及重量級政壇菁英,重要性可見一斑。承蒙李總統指定為團長,我真的深感受寵若驚。但這也是最後的一次,我與李總統的密切接觸了。

我很榮幸能與李總統有一次又一次的近身接觸,訪美期間甚至時常朝夕相處。從幾次與李總統的深談中,得以窺見李總統的內心世界,我確實感受到李總統對台灣這片土地極其用心、耗費精神,毫無保留的付出與努力,令我十分感念。

(作者為美國銀行家、前總統府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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