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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伸一
自從蔡總統提名監察院長及委員名單公布後，外界廢除監察院的聲音再起，並有意以修憲方式為之，即使在立法院監委被提名人審查會遭到強力杯葛，同意權的行使在混亂中通過，但廢監察院還是焦點，陳菊院長亦表示要扮演好最後一任監察院長的角色。就曾擔任12年監察委員的筆者，以個人實務經驗，認為監察院雖可廢，但監察權仍有存在的必要，主要基於：
一、監察權之存在有其歷史淵源，並為國際潮流所趨
古代御史，職司風憲，為民平反冤獄，傳為美談。1809年瑞典為平衡國王與國會權力，創立了國會監察使（原稱Umbuds，後改稱Ombudsman），次年通過監察法，監察使可監督法官及政府官員。其後1919年，芬蘭、丹麥也跟著設立監察使，由於成效卓著，普獲各國重視，紛紛仿效，目前已有超過180個國家及地區實施此制度，並於1978年成立國際監察組織（International Ombudsman Institute，簡稱IOI），其宗旨為監察機構超然於政府機關之外，獨立行使職權，且有權力調查政府機關所做的決定，提醒或建議，以保護人民或群體免於不當行政或其權利遭受不當侵害、不公平待遇、濫權、貪汙等行為，此國際組織亦甚獲聯合國之支持。
二、監察權為民怨的宣洩口，並守護人權，捍衛社會正義
人民對於政府的施政或司法審判不滿或受委屈，通常會透過申訴的管道表達，而監察院是最常受理人民陳訴的機關，監察院每年接受人民陳訴近兩萬件，其中內政占第一位，司法第二位，顯見人民對自己權益的重視及對司法的不信任。而調查案中幾乎有半數是涉及人權有關的問題，更有多起因判決違法或冤獄受到平反。
三、對司法人員的監督有其獨特功能
法官獨立審判為憲法所保障，不受任何干涉，但司法官應受監督，亦有其必需性。西方國家雖固守三權分立，但隨時代變遷，逐漸形成應有外部機關監督司法，所以瑞典在1809年、芬蘭在1919年皆設立獨立監察使，來監督法官。
在歷屆監委任期內，幾乎每年有司法人員的彈劾案，包括違法拘提、判決違背法令、收受賄賂、心證明顯違背倫理法則以及經驗法則。在目前對司法人員的監督，雖然有評鑑制度，法官法職務法庭的懲戒制度，但監察院的外部監督較見功效。
一般人對監察院的刻板印象，認為功能不彰，只拍蒼蠅，不彈大官，即使彈劾通過，最後也是重重提起，輕輕放下，但實際監察權之存在，有其特殊功能，如前所述，因此在廢除監察院的同時，應可將現有監察制度調整為：一、國家人權委員會，二、國家監察委員會，三、國家審計署。其中國家人權委員會可就現成立的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獨立運作。委員不必由監察委員兼任，至於人權委員會只負責人權行政，或有人權調查權可再議。
其次國家監察委員會可設五至七人，調整調查之對象限縮為簡任級以上高級文官、將級軍官、政務官、法官、檢察官。而將薦任以下文官，校級以下軍官交由主管機關依法調查懲處，則監察委員集中精力監督高官及司法人員，將使吏治更清明，當然監察委員也可接受人民陳訴，至於現有監試等職權就可免了。
另國家審計署，可就現有監察院審計部獨立設置國家審計署。至於此三機關隸屬於總統府或分別隸屬或獨立於三權之外，就有賴於修憲者的智慧了。我想如此變革，既可解決一直存在的三權、五權之爭議，也符合國際監察權的趨勢，再輔以調查對象的限縮，調查品質的提升，調查效能的增進，官箴的整飭，人權的維護，應更可期待。
（作者曾任十二年監察委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