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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

社論》中國,下一個蘇聯?

2020-06-04 05:30

從美中貿易戰、武漢肺炎到港版國安法等連串事件,中國帶給國際社會的國家形象,有如分水嶺般,正醱酵改變中。過去許多進步國家倡議交往時,還帶有若干「和平演變」期待,盼步入民主常軌,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正昭告世界,不切實際的迷思可以休矣。

在西方世界,以往對中國發展的描述,主要奠基於「現代化理論」的思維。認為經濟發展到達一定的程度後,將會帶來民主的高度需求。從政治經濟學鼻祖的亞當史密斯,到當代政治學大師的杭廷頓,多以類似的觀點認定經濟帶來社會階層的分殊與價值的多元,民主則能整合各種利益關係。

這類民主的「預言」,在解釋英國誕生議會民主制,乃至二十世紀包括台灣等新興民主轉型的案例,似乎都能取得理論上的印證。這讓西方國家更願意循此思路,看待與中國的交往上。

一九四九年建政後的中國共產黨,全球雖處於「美蘇」兩大陣營對峙的冷戰格局,但貧窮的中國,仍為浪漫主義者眼中得以實踐現代化理論的沃土。六○年代所謂「蘇修主義」導致蘇共與中共的路線分歧,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醞釀打「中國牌」制約當時蘇聯的擴張。七○年代在美國尼克森主義主導轉向後,台灣戰略地位改變,之後台美斷交,僅維繫安全及經濟關係,美國則積極與北京往來。即便如此,台灣人民持續追求民主,完成寧靜的革命,也為自己創造民主戰略價值,方能在川普時代,迅速與印太戰略接榫。

美國當時透過擴大投資與貿易等經濟行為,除在地緣上提高「中國牌」的地位外,對西方世界來說,長遠也盼望創造成熟中產階級,有朝一日能在中國出現要求多元化和民主化的強大壓力。

這樣的現代化理論想像,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民運剛發生時,有著樂觀的期待,認為這是鄧小平開啟經濟改革開放十年來的必然路徑。但隨之中共在六四進行的血腥鎮壓,以赤裸裸的國家暴力,向全世界證明唯有「槍桿子出政權」。國際間短暫幾年的經濟制裁後,又陸續恢復交往,再回到現代化理論的懷抱。

對樂觀派而言,六四的發生,是因為中國的公民社會尚處萌芽,城市還無強大的中產階級。加上當時東歐吹來的「蘇東波」非共化浪潮,迫使中共強力鎮壓。這種「時間還未成熟」言論,形同幫襯北京,西方主流仍盼促中國「加速經濟自由化,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二○○一年中國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後,更長期靠著「開發中國家」的特殊待遇地位,大量進補與滋養經濟養分。

然而,當中國躍居為全球重要經濟體後,大城市裡也有了新興中產階級,卻未如現代化理論所翹首以盼的風起雲湧民主現象,取代的是更穩固的政權力量。過往歐美日等工業發達國家源源給予的經濟紐帶,既發展「下層建築」,更鞏固了「上層建築」,等於提供習政權更強大的銳實力向外擴張,也讓「中國威脅論」的噩夢成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美英盟軍與蘇聯從戰前共抗納粹,到各踞陣營,當時美國派駐蘇聯的外交官喬治凱南向國務院發了一封數千字的「長電報」,以及對外發表的「蘇聯行為的根源」專文,對美國之後實施的「圍堵政策」,起了關鍵的作用。他分析蘇聯的內部社會和對外政策,提到「史達林需要一個敵對的世界才能使他的獨裁統治合法化」。對照中共發展歷程,同樣是一針見血之語。

為了爭強爭霸,美中無論如何往來,在中共眼裡就是「美帝」。美中貿易戰給了習政權去塑造這個「敵對世界」,用大內、外宣將失控的武漢肺炎硬拗成美國陰謀,藉以維持一黨專政、習萬年獨裁的「統治合法化」,對外以「一帶一路」劃出勢力範圍,再以政經滲透威脅全球民主。在習近平統治下,因經濟實力而增加操控工具,例如高科技監控人民,把獨裁體制推向另一個極致。蘇聯解體了,新的蘇聯模式正成形中。

民主是普世價值,但如何走到民主這條路,並無法如現代化理論所樂觀預言。經濟成長未必帶來政治民主,甚至還反噬民主。在中國的六四民運三十一週年之際,包括美國等國家正重新丈量與中國的關係,從防堵到抗衡,壓制反民主的巨靈。縱然仍有西方國家基於地緣考量未採取積極手段,但若還認為中國發展民主的時機未到,或有所謂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這類的姑息主義不啻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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