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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論

文化週報》白色恐怖下的長春花—派娜娜、高菊花、Rosemary ◎侯季然

2020-03-29 05:30

高菊花為扛起家中經濟走唱,但因父親政治犯身分,以藝名「派娜娜」四處演唱。(野火樂集提供)

文◎侯季然 圖◎野火樂集提供

高菊花心中藏著許多矛盾,雖說討厭唱歌,但唱起歌來的她又是神采飛揚、自信滿滿。(野火樂集提供)

2007年,我第1次聽到派娜娜這個名字,那時候我在拍《聽時代在唱歌》,一套由公共電視和滾石文化合作,講述台灣流行音樂產業的紀錄片。我們訪問了從日本時代到西元2000年間,許多台灣流行音樂幕前幕後的從業人員。

高菊花與弟弟。(野火樂集提供)

當時的節目企劃熊姐(熊儒賢)田野訪問了台灣熱門樂團第1代主唱金祖齡先生。金祖齡說,派娜娜是一個山地歌星,當他還是個玩樂團的小伙子時,派娜娜已經是當年最紅的歌星,可是後來她銷聲匿跡了,他很懷念她。

派娜娜取了許多藝名,僅有1950年代日記上的署名「Rosemary」,是她自己願意的。(野火樂集提供)

父親深陷白恐風暴 留學夢碎拿麥克風扛家

我從小就是歌迷,每天要跑唱片行不只一次,不是去買,而是去看,隨時注意有什麼新專輯又上架了。只要新的錄音帶出現在架上,我都會拿起來仔細從封面看到封底。民生報的影劇版也是每天都要看的。我心目中有一個流行音樂的星譜,觀測星星的起起落落,是我最感興趣的事。

派娜娜從來不在我的星譜裡,當然她活躍的1950年代離我太遠,但是當我長大了,因為拍紀錄片而去尋找資料時,在那些陳舊的檔案裡,她也只是很小的一個光點,若不是存心去找,幾乎是必然湮沒的。

熊姐從金祖齡的口中知道派娜娜的名字後,又在她製作《鄒之春神:高一生》紀念專輯的過程中,認識了白色恐怖受難者、鄒族領袖高一生的長女高菊花,也才知道高菊花就是派娜娜。這段經歷深深觸動了熊姐,從那時開始,與派娜娜的交往、為派娜娜立傳,就成了熊姐念茲在茲的事情。

在熊姐的轉述中,我知道了派娜娜是一個鄒族的歌星,因為父親高一生的案件被牽連,不得已放棄已經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錄取的學業,轉而當起歌星走唱養家。派娜娜這3個字,是她在臨上舞台前,顧慮用本名不好,匆匆由一個樂隊朋友幫忙取的。

政府威逼出賣靈肉 有如《色.戒》台灣版

在她走唱的生涯中,因政治犯家屬的身分,也因為身為一個女人,她遭遇了威權政府的種種欺凌,甚至逼迫她出賣自己的身體來「為國家做事」。這些遭遇多麼離奇而悲傷,2007年李安的《色.戒》上映,我在看《色.戒》的時候,心裡想的是台灣也曾有這樣的故事啊。故事一下子變得離我好近。

我是六年級生。我這一代人出生時,台灣的經濟剛剛起飛,剛進青春期,台灣就解嚴了。除了學校裡的教官外,我和許多人一樣,都未曾深刻體認到我們的生活有威權的存在。很多人第1次聽到228,是因為侯孝賢的《悲情城市》,第1次知道白色恐怖,是因為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但「知道」、「認識」與「感受」之間,又因為每個人的背景、性格與際遇存在著差異。對我來說,派娜娜就是那個讓我認識到威權確實存在的人。也因為她,我真正感受到我生長的這片土地上,有那麼豐富的人文,也有著那麼多深沉哀傷的故事,卻從來不曾出現在我讀過的歷史教科書上。

然而,即使我們都為派娜娜的故事震動,很想將她的故事分享出去,在過去的10多年中,我們都還是猶豫著該怎麼訴說。其一,在白色恐怖的壓迫下,派娜娜早年不斷銷毀自己的日記和家族照片,深怕任何看似尋常的紀錄會成為被羅織入罪的證據;也因為身分敏感,派娜娜終生未能灌錄唱片。我們搜索各種舊檔案文件,只能找到幾篇報紙報導與寥寥幾張模糊的照片,至今未能找到她當年走紅時留下的錄影及錄音。

其二,派娜娜自陳自己被政府脅迫,以身體招待外國官員一節,令人不忍,且涉及隱私。顧及派娜娜自己與家人的情感,在公開呈現時該如何拿捏,我們考慮再三。一直到這幾年關於派娜娜自己與家人的口述歷史陸續公開,我們才真正開始著手紀錄片的製作。

說討厭唱但自信滿滿 說恨父親又仰之彌高

當我閱讀各種派娜娜留下的口述資料時,感受最多的,是她的矛盾。

譬如,派娜娜說她自己「很討厭唱歌」,她說當年在台北南陽街「京都」歌廳駐唱時,清晨會去新公園(現改名為228和平紀念公園)練嗓子。但是當她聽到公園裡的播音亭在播放電台裡自己的歌聲時,「哇!我的汗毛都豎起來了!」她說她馬上逃離了公園。然而,當我觀看派娜娜晚年的DV影像,70幾歲的派娜娜雖然因矽肺痼疾而肺活量不足,但當她唱起歌來,那種發自內心的自信神色躍然而出,又讓人感覺到唱歌是她生命中快樂與尊嚴的所在。

又如,在整夜的歡聚後,她忽然幽幽地說:「我恨我爸爸。」或者說:「如果我是另一個人的女兒,可能也不會有那麼壞的人生…」是這樣無言的時刻,我卻又想到她曾經訴說父親如何教導她,如何把她當成同齡朋友般帶她去赴蔣介石的約見,視她為自己的繼承人。「我很尊敬他,因為教我唱歌的,教我彈鋼琴的,教我音樂的,還有教我人生的,就是他。」

所有的這些矛盾,點點滴滴拼湊起來,在我心目中,派娜娜是一個鮮活無比的人。當熊姐找我拍攝派娜娜紀錄片時,我曾經顧慮在時代已經進步到反思身分正義的今天,自己身為一個漢人男性,要如何說一個鄒族女性的故事?但最終,我相信人的靈魂也是平等而相通的,我願以同樣生而為人的角度,去理解並描述她的存在與感受。

在紀錄片中,我引用派娜娜的說話片段,盡量地留下明顯可見的剪輯痕跡。尤其在她訴說自己最悲傷隱密之事時,保持安靜,不用任何的音樂去襯在她的說話底下,也不用溶接的效果去順滑她的說法。我所希望的,是讓她的表達完整呈現。矛盾也好,曖昧也好、遲疑也好、斷裂也好,這些都是她身為一個人的表現,她不是一個政治的符號,也不是一個時代的象徵,她是一個活生生,愛過、恨過、怕過、後悔過,也勇敢過的人,就讓她自己說吧。

身分敏感藝名隱身 心中只想當Rosemary

身處於時代的板塊碰撞,派娜娜一生有很多名字:Paicu Yata’uyungana、矢多喜久子、高菊花、派娜娜……這裡面只有一個名字是她自己願意的,那是在她僅存的一本1950年代的日記封面上,她的署名:Rosemary。

1950年的開端,高菊花18歲,她懷抱著到美國念書的夢想,住在嘉義市裡學習英文。這一天,她到電影院裡看了珍妮特麥克唐納與尼爾遜艾迪主演的美國音樂喜劇片《一代佳人》(Rose-Marie, 1936)。高菊花被電影中的浪漫情懷感染,回到住處,在日記上為自己取名為Rosemary。

這時,她的父親高一生還未被國民政府逮捕,白色恐怖還未來襲,派娜娜還未誕生。高菊花還是鄒族的公主,民族的菁英,在她眼中的未來,是一片光明。(電影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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