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祖蔚
早在李安的《臥虎藏龍》問世前40年，台語片就出現了梁哲夫執導的《羅小虎與玉嬌龍》，由昔日紅星小豔秋擔綱詮釋叛逆女俠玉嬌龍；早在魏德聖開拍《賽德克巴萊》的前41年，何基明導演就拍出了同樣以霧社事件為背景的《青山碧血》，編劇洪聰敏還在1957年的第一屆台語電影片展覽會上拿下了最佳編劇金馬獎。
台語片60年代爆發 10年快速消亡why?
相同的電影題材，當代人只記得李安與魏德聖的版本，渾然不知台語片時代亦有相似作品，記憶的斷層、歷史的失落，是誰造成的呢？
電影史研究學者蘇致亨的最新著作《毋甘願的電影史》就針對這種失憶現象提出他的診斷與處方，他直言台灣人皆知侯孝賢1989年揚名威尼斯的《悲情城市》，卻渾然不知早在1964年也曾有一部由林福地執導的《悲情城市》，當年曾經連演27天，男女主角金玫和陽明都是當年的票房紅星，同樣也有好多學生排隊爭著要明星簽名，只不過相隔了25年，林福地版的《悲情城市》已乏人記憶，台語片的風光歷史一如硝化溶膠的黑白底片一般，窩在片庫鐵架上奄奄一息。
《毋甘願的電影史》（春山出版提供）
以「毋甘願」做為書名，不但悲壯，亦極具批判力道。蘇致亨重寫的這本台灣電影史其實就是想替「冤死」的台語片平反委屈，更想找出真正「兇手」。例如坊間電影書提到1960年代的台語電影盛況，大都有極盛時年產100至200部的書寫，但他更找出了196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項統計，指稱1966年的台灣電影年產量257部，其中台語電影多達七成，僅次於日本和印度，世界排名第三。雖然這個數字可能加進了台語片改配國語版和客語版的特殊文化現象，卻是活生生的台語片廣受市場歡迎才有的「大爆發」盛況。然而，十年榮景一過，台語片竟然快速消亡，猝死的原因難道只是單純的「國語」政策所致嗎？
蘇致亨的書寫策略其實兼具了「尋幽訪勝」與「重建論述」的雙重著力點。
「尋幽訪勝」指的就是要能具體點出台語片曾經有過的創意與風光，譬如早在1955年就問世的《六才子西廂記》中，男主角張君瑞赴京趕考時就有一場與崔鶯鶯在夢中相會的「草橋驚夢」，導演邵羅輝為了呈現這種春夢意境，竟然在黑白正片之外另選用了柯達的彩色底片來拍攝，這種「黑白」與「彩色」並呈的「豪情創舉」，就讓人直擊了早期台語影人衝撞體制框架的創新精神。
《六才子》黑白、彩色並呈 《薛平貴》開創時代
然而敢拚敢衝的《六才子西廂記》何以票房慘敗？蘇致亨回到放映設備的分析也很能直指要害：當年全台戲院多已採用35釐米放映機，該片用的卻是16釐米，勉強找到一台老式放映機，結果導致聲畫不同步，再加上沖洗技術不佳，「時而烏漆墨黑，時而白閃閃」，再加上錄音音質不佳，觀眾不買單，其來有自。
至於隨後上映的《薛平貴與王寶釧》，在拱樂社成員的踩街造勢宣傳下，導致「一些少年郎把戲院後門踢爛，窗戶弄破，欲跳入裡面看」，蘇致亨的解讀是這是「台灣光復」並未替台灣找到出路，因為日本和國民黨政府先後推行的「國語」統治，都在壓抑台語戲劇和電影的發展，一旦本省籍的台灣觀眾終於能聽見大銀幕上的明星說起自己親切熟悉的台語，才會有「不管是龍山寺前的老先生，還是過路人，都認為台語片終於替阿海（指本省人）出了一口氣」的熱烈回響。
善於鑽研舊紙堆的蘇致亨也發現了早在1936年，高雄女郎詹碧玉就曾到上海明星公司拍攝了《豪俠女神》，而且歌唱對白全都用台語，只是台灣「日日新報」形容該片票房滿座，但是上海電聲週刊卻說「賣錢不夠開支，所有資本都付東流」，真相究竟如何，坦白說已難查考，但光從有限的出土資料，就可想見這位詹碧玉在那個渴望台語電影的日治時代中，曾經如何風騷與風光了。
蘇致亨也花了相當篇幅提到了當年的電影人發現把賣座電影改配成客語發音，也能吸引客語觀眾，有錢賺，當然也就樂此不疲，說來或許也是天意，《薛平貴與王寶釧》就因當年配合市場需求，曾經改配了客語版，才因此保存下一份拷貝，讓這部影史上最賣座的台語電影不至於「屍骨無存」，只能在文字上追思。
郭南宏執導、文夏主演《臺北之夜》上映盛況。1962年7月，高雄壽星戲院。
（國家電影中心典藏）
台語影星金獎加身 受訪卻全國語應答
更神奇的是，《薛平貴與王寶釧》帶動的台語片創作風潮，不管是人氣或數量竟然都足夠在兩年後就有徵信新聞報舉辦了台灣第一次的電影金馬獎，不但有33部台語片參展，並有15萬民眾票選出十大最受歡迎影星「銀星獎」（第一代玉嬌龍小豔秋，就排名第一），好笑的是，雖然肯定的是台語片與台語影星，明星受訪時卻全以國語應答，光是這個「現實」，就已道盡了台語片的「小媳婦」悲情。
1965年，政府已經創辦了獎勵優良國語電影的金馬獎，台灣日報一方面想替台語片發聲，一方面想趁便行銷賣報，開辦了「國產台語影片展覽」，當然還有觀眾票選寶島獎，從十大男星到十大女星，能夠進榜的影人都是那個年代的得意天驕。
但是台語電影走過1960年代就一路往下跌，傳統論述都採信國民政府來台後透過國語政策，創造了國語「高尚」，方言「低俗」的語言位階，政治黑手不但改變了文化創作體質，也達成洗腦功能。然而蘇致亨「重建論述」的獨到見解就在於他從電影的創作本質上找到了國家機器徹底斬斷台語片生機的關鍵元素：「彩色天花板」的瓶頸和「底片樓地板」的坍垮。
底片關稅減免大小眼 推倒台語片最後稻草
「彩色天花板」指的是在1960年代，20萬就能拍一部黑白片，但要拍彩色片至少要60萬到200萬，資本實力只夠拍攝黑白片的台語片創作者，在彩色電影當道的年代，格局就硬被比了下去，因為政府只對國語片業者提供底片關稅的減免優惠，台語片業者無法比照，想跟進拍彩色片，成本就數倍於國語片，這種剝削歧視，根本就是殺人不見血，卻能斷人奶水的釜底抽薪之計。至於「底片樓地板」則是堅持拍攝黑白台語片的人，最終就在黑白底片斷源的情況下黯然退場。
1965年「國產臺語影片展覽」女星合照。右起依序為林琳、夏琴心、王滿嬌、何玉華、丁香、陳秋燕、金玫、許翠黛、柳青、張敏，與頭戴后冠的白蘭。她們手上的政治口號看板也反應了當年的政治氣壓，（鄧天星提供）
蘇致亨的《毋甘願的電影史》是一本血淚交織的電影史，他以具體例證點出的台語片電影強項特色，讓人歡喜點頭；他建議國家電影中心不要再限於「喜鬧牌」和「悲情牌」來推廣台語電影，亦是極有骨氣的針砭；他不認同一般電影史對於台語電影始於《薛平貴與王寶釧》，終於《新陳三五娘》的論述，因為1990年代之後，《失聲畫眉》、《無言的山丘》、《沙河悲歌》、《眼淚》、《阿嬤的夢中情人》到《大佛普拉斯》，台語電影雖然稀微，卻不絕如縷，也依舊在文化論述與市場上取得一定成績與影響力，過去，台語片電影是在「毋甘願」的情況下被消失了，未來呢？不想再有「毋甘願」的悲情，就賴有心人再衝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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