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定台灣圖 第三幅 斗六門之戰圖（故宮提供）
藍鼎元《平臺紀略》的書寫，定義了後世對朱一貴事件的名稱。（故宮提供）
朱一貴事件是台灣清代民變當中，唯一攻進台灣府，短暫建立年號、政權的民間起義。這起事件發生在康熙60年（1721年），留下的文字史料不多，但直到今天，台南、高雄仍有供奉朱一貴的寺廟。顯然，官方的反賊定位和民間的封神信仰之間，存在著巨大的空白與落差。
平定台灣圖 第五幅 集集埔之戰圖（故宮提供）
2019年，歷史小說家錢真出版了《羅漢門》，是一本以朱一貴為主角，在檔案研究、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發揮文學的創造性想像，以走入歷史的無言空白之處的作品。故宮北院也在最近首次展出了典藏中與朱一貴有關的史料。
平定台灣圖 第十幅 清軍機處檔摺件生擒田大莊圖（故宮提供）
這篇文章想藉《羅漢門》與故宮的展覽，談談歷史與文學，文獻與想像之間的關係。文中資料主要來自故宮吳密察院長、圖書文獻處副研究員蔡承豪、《羅漢門》作者錢真。
首先是朱一貴豎旗起義的理由。錢真在下筆前研究了朱一貴的口供，其中詳細說明了百姓不滿的緣由，包含知府讓他的次子向百姓徵收錢銀代替繳交糧食，但官府單方面訂的價格對百姓非常不利，等於是嚴重剝削了百姓。接著又對百姓的集會藉故打壓，甚至無故逮捕：「續因地震、海水泛漲，眾百姓合夥酬神唱戲，知府王正（珍）又令伊次子去說百姓無故拜把，拿了40餘人監禁；又拿了砍竹的二、三百人，將給錢的放了，不給錢的責40板，俱逐過海，攆回原籍。」這些百姓多是在原鄉沒有生計著落的人，來台灣就是為了生活，被攆回原籍等於是斷掉生路。
藍鼎元《平臺紀略》中所記載的事變起因，和朱一貴的供詞相近，即是郡太守王珍讓他的次子對百姓「徵收糧稅苛刻，以風聞捕治盟歃者數十人，違禁入內刪砍竹木者百餘人」。雖然所記錄的事情是相同的，但是在藍鼎元筆下，於這些句子之後他做出了「奸匪遂藉為口實，日謗官府短長，搖惑人心」的評語。
藍鼎元和朱一貴在這起事件中立場不同。朱一貴是起事的百姓，藍鼎元則是在事變發生時，隨著他的族兄─南澳總兵藍廷珍從大陸渡海來台平亂，擔任軍中文書參謀。他的《平臺紀略》有很長時間是流傳最廣的事件說法，至於朱一貴的口供要到20世紀晚期才能讓史家讀到。但《平臺紀略》畢竟只是一位軍事平亂者的觀點，這裡有巨大的空白留給了小說家。
在這空白面前，作用起來的是小說家的心。小說家的心決定她選擇誰的視角、誰的故事她要去想像與敘說。在這裡，錢真很有意識地佈置出她的多元視角，不只是朱一貴一個人，還有和朱一貴一樣身在社會底層的傭工；有稍微富足一點，擁有土地，但同樣受官府剝削的小地主；有讀過點書，腦子裡深深埋著有王朝興衰史的讀書人；有住在山裡的、住在海邊的；有個性強悍，真心想要改換秩序的；有只是重情，願意隨著朋友走的。她選擇說一個多視角的故事。
如此多視角敘事策略的文學想像，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種反抗？反抗著流傳甚廣且被收錄到「四庫全書」中，《平臺紀略》的那個屬於軍事平亂者的視角？說反抗可能是太沉重了，但這樣的敘事策略，確實點醒了關於台灣史的一個重要事實：文人記述、官方記載，遠不是歷史的全貌。在歷史上，擁有「文字」的技術、能建立敘事之人，屬於少數，而這些少數敘事者也有其特定的立場。
當然，歷史小說不等於歷史研究，不能取代歷史研究，我們在讀小說時也要非常清楚其中的虛構性。但是由於小說家的關懷、小說家之心，小說可以藉由想像力將我們的眼光帶往那塊沒有文字紀錄，無法以史料發聲之地，使我們意識到那裡曾經生活著未能替自己發聲之人、與環繞著他們的歷史的空白，這是文學的力量。這個力量牽引我們從史料的有限性、從史料敘事者的單一觀點遊蕩開來，往無史可說處去探索。那裡，以台灣的歷史而言，方是更廣闊的地方。
進入了那些無史可說之人的視角後，選擇去虛構什麼？這又一次，是一個關乎小說家之心的選擇。在《羅漢門》中，有兩個地方是我在讀到時特別動容的。其一是當朱一貴攻入府城，錢真以朱一貴夥伴的視角，看到朱一貴對府城中的地圖大為震驚。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那樣的地圖。這是一個沒有受過太多教育，一直以來用經驗、用感官，直觀地認識自己所在土地的人，第一次與統治者抽象化了的空間知識相遇的瞬間。
第二個我最喜歡的段落，是在小說的最後。最終朱一貴等人兵敗被捕，送到北京受審，凌遲處死，他們的子孫被發配為奴。但是錢真為其中一對反抗者第二代的角色虛構出後來的故事，讓他們歷經磨難後回到台灣。這當然是作者的選擇，歷史上沒有任何記載會為這些小人物多做停留，他們是沒有歷史的人。錢真選擇在這個歷史的空白處延長她的故事，讓故事帶他們回家。這是一場文學的招魂，也是唯有文學能到達的地方。
錢真的小說中，每一個人都被這場事變改變了。從官方文獻的觀點，他們最後就是失敗了，沒有其他，其中也看不到多少個人的臉孔。但是在小說中，即使最後是失敗，在起義的過程中，沒有一個人和出發前是同樣的人。在這場起身對暴政的反抗中，選擇以身投入命運者，自然會走入不一樣的世界。這些細微的描寫，我無法在這裡說明，只能留待讀者自己去閱讀和感受。
當我自己帶著這些文學想像的映照，去看現在故宮正在展出的朱一貴史料，也感到自己獲得一種不同的眼光。我如今看著展出中的藍鼎元《平臺紀略》，知道歷史雖然在藍鼎元的紀錄裡，但也發生在他文字之外巨大的空白處。
吳密察院長在展覽開幕座談會中說明，歷史上除了《平臺紀略》，還存在著關於朱一貴事件的其他敘事版本，只是流傳不如《平臺紀略》之廣。例如黃耀烱《靖臺實錄》是從另一位軍事平亂者施世驃的觀點書寫的，施、藍各有本位立場，甚至有打對台的意味。此外，台灣方志中也各有記述。吳密察院長因此提醒，必須高度有意識地去思考歷史記載是如何被「製作」出來的，根據什麼史料？什麼時代？何人？為了什麼目的？寫出這樣的文獻和歷史─因為歷史記載者並不是「無色透明」，而是有其立場的。
歷史「製造」出來的 承認立場方能超越立場
我個人認為這不表示歷史將陷於一人一言、言人人殊的混亂之中。正相反，是因為覺知了過去的歷史記載有可能一人一言，帶著這樣的眼光去認識每段文字歷史背後的理由與時空限制，才有可能超越那些限制，看到歷史的留白處，從而有可能讓我們能藉由後見之明，繼續書寫對我們而言更完整的歷史。
同時我們也必須覺知，我們必然受限於自己對認識的歷史之中，而可以開放地接受更多視角的補充，或許也包括後人對我們的修正。這正是歷史這個學門的特點。
故宮現在正展出的還有一張雍正年間的地圖，對羅漢門周邊地區有非常詳盡清楚的記錄。這正是在朱一貴事件之後才能製作出來的地圖。在事件之前，官方無法如此詳盡掌握當地的地理空間。到了官府的軍事行動掌握了當地地理知識後，在雍正年間才被繪製成這樣一張地圖以幫助統治。因此這張地圖就像《平臺紀略》一樣，背後仍是充滿了沒有說出來的故事、巨大的空白。正是在這些空白面前，錢真以文學邁出了她的腳步。（作家）
編按：故宮「院藏清代歷史文書珍品」常設展中的「斯土斯民—臺灣文獻與原住民史料」展覽單元，現正精選展出清代臺灣三大民變朱一貴、林爽文兩大事件相關輿圖、奏摺、戰圖、本記、方志等檔案文獻，更有睽違近十年再度展出的清雍正朝《臺灣圖附澎湖群島圖》，及首次全套展出的《臺灣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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