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社論》美中貿易協議對台灣的啟示

經過一年多過程曲折的談判,美國與中國終於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協議含括關稅、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農產增購、金融服務開放、匯率、爭端解決等美方關切的議題。對身陷彈劾風波和連任壓力的川普總統來說,這是他所追求的一個象徵性勝利;就習近平而言,中國面臨三十年來經濟最大減緩及企業債務連環爆的挑戰,這是他所需要的和緩局面。然而,協議僅從表面而容易的部分著手,雙方基本歧異未解,仍待更艱難的後續談判。

兩國的政經制度差異及文化,造成今天的局面。民主自由國家的美國,總統權力雖大,仍受立法、司法部門節制;除了民調起落和定期改選壓力,股市等金融市場變動也常讓主政者多所顧忌。許多政治人物因此對問題常求短期而表面改善,少謀根本而徹底解決;只要任內不出大亂子,棘手難題能推則推。

北韓今天擁有核武而為美國憂患,正是二十多年前柯林頓政府「留待後任」心態和政策的結果。中國經濟和武力崛起,箝制人權,威脅各國,既得利於美國大量投資,也與美國的一廂情願和遷就短利有關。國務卿龐皮歐就此說得坦率:美國「數十年來順應並且鼓勵中國崛起,這種崛起甚至是以犧牲美國價值觀、西方民主、安全和良好常識為代價的」。美中貿易矛盾,長年存而不解,也肇因於此。小布希總統任內,曾警告中國要遵守世貿組織規則,並限制中國若干商品進口。遷延至今,多次指控中國「強暴」美國的川普,只是實現承諾,處理早應面對的問題。

相形之下,習近平有如皇帝,不在乎民意,也無壓力團體,凡事一個人說了算,以中國特色的權貴資本主義運作。這一體制很不民主,卻在對外談判時較少受內部牽制,步數很多,不輕易妥協。尤有甚者,國有企業巨額補貼,配合黨國政策;民營企業也姓黨,馬雲等負責人的進退取決當局,不聽話的還有「被自殺」之虞。對外資企業,市場准入限制繁多,程序不透明,且強迫技術移轉,侵犯或偷盜取智財權樣樣來。此外,人民幣匯率官方決定,是調節外貿競爭力的利器;今年以來人民幣貶值,就幾乎抵銷了關稅提高的影響。儘管如此,關稅仍是迫使中國求和的利器。

第一階段協議因而涵蓋雖廣,並未針對問題做根本而實際的解決。關稅調降取消有看得見的效應,增加農產等採購也將反映於外貿數字,雙方在政治層面足可自稱「贏家」或「雙贏」,各取所需。不過,實質爭議的關鍵並未打通。按美方所列清單,中國在技術移轉、金融服務開放、市場准入程序都有承諾,但中方宣布的內容不一。同時,國企及產業大規模補貼、網路竊盜等爭議,中方並未讓步。重要的是,中國所做的經貿承諾,依過去紀錄查考,從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大都空口白話,輕諾寡信,常是談判的緩兵之計。

正因如此,美國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批評川普被中國「暫時又不可靠的承諾收買了」,同黨參議員墨菲把協議稱為「投降」,共和黨參議員盧比歐直指「一項協議無法解決我們和中國的問題」,都凸顯了第一階段協議的局限,關鍵問題未解。有鑑於此,川普政府掌握關稅這一利器,視中國落實承諾的情況,隨時恢復增加;與中國打交道,有籌碼才能生實效。

必須強調,美中貿易開戰一年多以來,對全球經濟成長、貿易及投資流向、產業供應鏈都產生實質衝擊。情勢演變已很清楚,在野心崛起之路,中國是美國的一大威脅,美中關係經此折騰,脫鉤或分道揚鑣之勢難以轉圜。面對如此變局,台灣除了短期應變,尤須就多年「大膽西進」錯誤政策所導致的如今政經困境,進行轉向與調整。

我們過去二十多年,投資中國太多,投資台灣太少,對歐美先進國家投資也不足,以致經濟產業升級緩慢,政經社會飽受中國干擾。拜川普對中國經貿動手之賜,聯合國的報告指台灣是國際貿易移轉最大受益國,加上產業資金回流,這是壯大台灣的挑戰和機會。即將進行的總統大選辯論,對這一至關緊要的國家大計,自須提出實際可行的應變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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