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乃德／中研院社研所退休研究員

我很喜歡哈佛歷史學者姬兒．雷波列的作品。這位美國史學界的耀眼新星說，書寫歷史這門技藝就是用過去的故事來提出一個論點。歷史書寫不是漫無目標地記載過去，而是以其中的故事演奏現代人可以共鳴的主題。本書敘述的是台灣民主誕生的故事。可是我們用這些故事說明什麼呢？

每一個民族都有其自己的集體記憶。這些記憶是民族認同的一部分，甚至是重要的基礎。共同的回憶創造共同的認同。本書敘述的階段，是台灣歷史中政治壓迫最嚴厲、也最公然無隱的時段。在那個時段中，政治壓迫不再只是道聽塗說，不再只是在暗夜的失蹤，也不再只是不可知、也不可測的疑懼。大逮捕、大審判就發生在周遭，透過媒體向大眾展示。對無辜婦人和女孩的屠殺，也毫無遮掩發生在大白天，發生在台北的鬧區。然而這個艱難的時刻，卻也是台灣人表現最無私、勇敢和團結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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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敘述在這個最壞、也是最好的時刻中發生的故事。故事的中心是美麗島事件。表面上看來，該事件是民主運動的挫敗，幾乎所有的參與者，不論是領導階層或工作人員都被逮捕入獄，長年失去自由。如今在事後我們知道：美麗島事件其實促成了台灣的民主化。沒有美麗島事件，就沒有台灣民主。

陳菊當年在美麗島事件受軍法審判畫面。（資料照，取自立委劉世芳臉書）

美麗島事件對台灣民主化如此重要，可是許多國內外學者在解釋台灣民主化的時候，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都沒有提到這個事件。因為這個事件和他們的理論有巨大的矛盾。他們將蔣經國視為台灣民主化的推動者。如果蔣經國是台灣民主化的推手，那如何解釋他在解嚴前幾年，仍然逮捕所有民主運動的參與者，企圖肅清民主運動？高雄事件明顯是一場群眾集會導致的警民衝突。蔣經國卻將這場衝突升級為「以武力顛覆政府」的叛亂。因為缺乏「武力顛覆政府」的行為證據，所以必須仰賴「自白」來加以定罪。為了創造不實的自白，所以必須對民主運動者加以刑求。刑求之後是嚴厲的處罰。如果蔣經國是民主的推手，如何解釋他對民主運動的殘酷鎮壓？因為無法解釋，大多數國內外學者討論台灣民主化的時候，不提美麗島事件。

姚嘉文因美麗島事件入獄，獲釋之後接受民眾歡迎。 （資料照，姚嘉文提供）

可是它確實發生過，而且我們非提不可，非將它存入民族的記憶不可。不只因為我們對自己國家的發展必須有正確的理解，也因為這個事件展現台灣人的精神力量。這個力量是每一個民族的重要資產。

第二次大戰期間，英國勢單力孤在艱苦中奮鬥，大約有三萬人（包括婦女和兒童）死於納粹的轟炸。在那個最黑暗的時刻，邱吉爾首相鼓舞人民說，千年之後英國如果還存在，人們依然會說：「這是他們最好的時刻（this was their finest hour.）。」未來如果台灣民族倖免於滅亡，後代台灣人記憶那個艱苦的時期或許也會說，那是台灣人最好的時刻。在那個時刻中，台灣人集體展現了人類心中最好的那一面：同情、正義和勇氣。那個時代之所以是最好的時刻，因為許多人有著共同的價值，也願意為這些價值付出。

憲警在美麗島事件中首次出動鎮暴車鎮暴。（資料照，翻攝自綠色年代）

每一個民族的歷史中都有這樣的時刻。捷克民主化之後的第一任總統哈維爾，回顧捷克人民反抗共產黨暴政時這樣說：「那個階段顯現了蟄眠於我們社會中巨大的人道、道德與精神的潛力。」被譽為「歷史上第一位社會學者」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舊政權與法國革命》中這樣描述革命階段的法國：「歷史上從無任何一個年代曾經見證過如此多人、以如此熱情獻身於公共福祉，如此真誠地忘記自己，如此不顧私人生活所珍惜的一切，如此願意克服心中的狹小情感。這是引發法國革命中偉大行為的熱情、勇氣和愛國情操的來源。如此景觀雖然短暫，卻是無可比擬的壯觀。」

這段記憶讓我們對自己有信心。它同時也讓我們回頭凝視現在，然後問自己：我們台灣人到底要成為什麼樣的民族？

然而，歷史記憶不是歷史。牛津大學一位歷史學者書寫邱吉爾的時候這樣說：「嚴肅的歷史學者的任務，不是創造令人舒適的神話，而是在於摧毀神話；在於提醒讀者過去那個時期不是黃金年代，我們的祖先不是天才，那個時期充滿了我們如今完全無法容忍的不平等、悲慘和苦難；在於對讀者顯示，先前的世代和我們今天一樣，面對難題的時候盲目亂闖。…俾斯麥和史達林的成就仍然是一項歷史紀錄；可是每一新世代的歷史學者都發現新證據顯示他們的渺小、或殘酷、或強烈的報復心。在另一個極端上，林肯和甘地的智慧和幽默是如此明顯，以致當我們發現他們是政治操作的高手時，我們震驚不已。」

書寫歷史記憶確實不是在寫歷史。可是書寫歷史記憶的人仍然需要牢記這些提醒，如果他們不希望其書寫成為幼稚的神話，不希望其書寫的人物成為沒有生命的偶像。不過，過去的時期即使不是黃金時代，或許也有值得啟發後人的時刻。那個時代當中的人物即使不是天才和完人，他們或許和每一個凡人一樣具有感動後人的一面。我們需要的是這些面向，雖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他們的不足。

民主轉型此種影響深遠的政治變動，不可能是單一因素的影響。美麗島事件之後民主運動者持續的努力，只是其中之一。我們書寫民族記憶不能忽略其他眾多因素的作用，如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帶來的有利條件等。美麗島事件之後的數年，也是國民黨獨裁政權最脆弱的時候。退出聯合國、中美建交，讓國民黨的威權體制失去正當性；既然收復大陸已不可能，根據憲法和它的三民主義，國會必須全面改選，戒嚴也必須取消。

除了國際局勢讓威權體制失去正當性，內政的重大缺失也陸續浮現。一九八四年煤礦坑三次爆炸，共二百六十八名礦工遇難。情治首長派遣黑社會殺手到美國暗殺政敵，讓美國政界對台灣人權狀況的批評更為強烈，也讓國人高度懷疑：林義雄母親和雙生女兒的謀殺案，極可能是情治單位所為。國民黨的立委蔡辰洲掏空台北市第十信用合作社造成擠兌風暴。南邊的鄰居菲律賓，則鮮活地向國民黨展示繼續壓制民主要求的可能後果：被人民推翻的獨裁者馬可仕，搭乘美國提供的飛機流亡到夏威夷。外交孤立、內政不修的情境下，民主妥協是蔣經國比較安全的選擇。

身為民主公民，我們必須在知識上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有正確的理解。身為台灣人，我們不能遺忘前人在那個困難時刻中的表現。那是民族記憶的重要元素，也是民族的重要資產。

註：「台灣最好的時刻，1977-1987：民族記憶美麗島」春山出版社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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