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文化週報》台灣首位飛行員 謝文達夾身兩個祖國

採訪◎記者何宗翰

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1901年生於台中豐原,出生時是日治時期的台灣人,而且是備受尊敬的飛行員,卻因支持台灣民主運動不見容於日本當局,轉至中國投靠國民革命軍,中日戰爭開打,又被「藍衣社」視為漢奸,歷經九死一生才回到台灣。他這一生的矛盾、尷尬與無奈,由兒子謝東漢寫成傳記《徘徊在兩個祖國》,謝東漢說:「兩個祖國解釋空間很大,可以是中國跟日本,也可以是別的。」但因部分內容敏感,不敢貿然出書,直到2016年才出版。

謝東漢等了60年,才將父親的傳記出版。(記者何宗翰攝)

李崗監製,許明淳執導的紀錄片《尋找1920》取材自這本傳記,對比了謝文達及朝鮮第一位飛行員安昌男追求飛行夢想的故事,當時台灣和朝鮮都是日本殖民地,他們在日本一起學習飛行,分別駕駛飛機飛過故鄉上空,各自啟發了兩地的獨立運動。

謝東漢說,父親在台灣首次飛行的紀錄,對於當時被視為次等公民的台灣人起了很大的激勵作用,台灣總督田健治郎有意栽培他成為台灣青年典範,聘請他擔任航空警察隊顧問,還成立後援會向民間募資,買給他一台新飛機「台北號」。

空投傳單籌設議會 惹惱日本當局

後來,謝文達加入「台灣文化協會」,蔣渭水到東京進行第二次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時,他駕駛「台北號」在東京上空散發數十萬張空飄傳單,內容批評日本對台專制,希望設置台灣立法議會,賦予台灣人民參政權,惹惱了日本當局。

謝東漢說,田健治郎曾質問謝文達:「我對你那麼好,為什麼要跟蔣渭水搞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是不是有撕裂國土的意圖?」逼得謝文達不得不從日本飛行界引退,輾轉加入國民革命軍,成為馮玉祥麾下的第二軍航空隊隊長,參與過北伐、中原大戰等戰役。

謝文達後來在一次偵察任務中被砲火擊中,於汨羅江上墜機,頭蓋骨碎裂、腰部重擊,從此無法從事3小時以上長途飛行。謝東漢說,傳記原本要取名《斷翼之恨》,形容飛行員一旦失事就像大鵬鳥翅膀折斷了,想飛飛不得。同年,在閻錫山麾下的安昌男則在一次飛機失事中殞命。

台灣第一位飛行員謝文達。(謝東漢提供)

赴中投靠國民黨 逢抗日遭驅離

918事變、128事變接連發生,南京政局爆發激烈派系鬥爭,加上反日情緒高漲,蔣介石利用這個時機假抗日之名清除異己,大家都要抓漢奸、要抗日。在中國的台灣人都被視為日本人,他們一部分有日本護照或居留證,另外有的因政治因素離開台灣,謝文達也遭不斷密報,在中日開打前一年被迫離開空軍,到上海做生意。

謝東漢說,當時的情報機關復興社、力行社專抓共產黨、反蔣人士、日本間諜,由於人員身穿藍衣,統稱藍衣社。藍衣社只有看守所、沒有監獄,被抓了就死路一條,中日戰前在南京約有300名台灣人,1935到1937年曾有40多名台灣人失蹤。

謝東漢指出,他1930年在南京出生,家住東廠街,附近有座廢棄工廠,門口掛著「治淮委員會」招牌,還有站衛兵,只要卡車載人進去,當晚就會看到煙囪冒黑煙,有燒豬頭皮的味道傳出來。聽裡面的老兵說,裡面布置鐵桌、鐵椅,晚上6點帶犯人坐定開飯後,就通電將人電暈死,之後抬去焚化,「國民黨那時就搞白色恐怖,而且更恐怖。」

松滬戰役爆發,中日在上海交戰。謝東漢回憶,空戰在上海華界進行,距離家只隔一條蘇州河,看到中國飛機被打下的時候,父親一臉錯愕、難過的表情,雖然爺爺說:「我們跟中國無瓜葛了啦,不用那麼難過。」但被打下的,可能就是父親的學生或隊友。

躲過了藍衣社卻躲不過日方,1938年某夜,謝文達被抓進日本憲兵隊,海軍大佐須賀要他擔任上海市府秘書長,監視中國籍市長,見謝不答應,便拿出一本「台灣漢奸名冊」,謝文達才知道他到上海避風頭,卻被藍衣社列為待處漢奸,就算拒絕日方,早晚也會被中國所殺。

經須賀牽線,謝文達先後擔任北平市警察廳秘書、中華航空株式會社上海支社副社長,汪精衛和日本談合作時,謝文達也秘密擔任日方口譯,但堅拒出任汪政權的航空署長。這段和日方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成為謝文達回台灣之後最不願意多說的經歷,也是傳記遲遲未出版的原因。

謝東漢找他父親使用的螺旋槳。(影想文化藝術基金會提供)

南京目睹日人打小孩 中國人裝沒看到

謝東漢說,戰爭期間,他在南京街頭親眼看到2個日本少年兵打一個中國小孩,小孩跪地求饒說「好哥哥饒了我」,但日本人聽不懂,還是繼續打,當時南京已是日本勢力範圍,路過的中國人假裝沒看到,這一幕讓他很有亡國感,「現在看到台灣有五星旗、五星廟,感觸也相同。」

謝東漢表示,日本投降後約一週,有2個人坐日本軍官的軍轎車到他家,其中一個是林獻堂,「我當時台語全部聽懂,想要偷聽卻被趕上樓,爺爺本來要請他們去吃飯,結果他們說馬上要回台灣,離開我家就直奔機場,坐日本的軍機回台灣。」

謝東漢說,當時傳聞日本在台灣尚有10個師、20萬的兵力,設備精良,師團長間密會要幫台灣獨立,評估中國沒有運輸艦應該不會打過來,他們願意為台灣而戰,後來消息走漏才作罷,林獻堂到他家不知是否跟這件事有關。

謝東漢回憶,228事件後,蔣介石到中山堂演講,蔣說浙江官話,由黃朝琴翻譯成台語;當時父親在聽廣播轉播,一下開一下關,他沒說出口的是:「我如果當年留在重慶當空軍的話,到了台灣,還輪得到別人翻譯嗎?」

「這本書前後寫了7年,最鼓勵我的是我太太,她說書賣不掉沒有關係,重要的是讓子孫知道謝家有那麼一號人物。」等書寫好,謝太太已經病倒,氣切不能說話,只能雙手比大拇指說讚,謝東漢擔心書可能不好賣,謝太太還用唇語說「大丈夫」(日語)。「她火化的時候,我把書放在她身邊,默禱請她幫我交給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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