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時多雲

自由廣場》諾貝爾經濟學獎打和平獎?

◎ 曹耀鈞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納吉(Banerjee)及杜芙若(Duflo)夫婦,和哈佛大學克雷默(Kremer)三位學者共同獲得。他們三人能獲獎的原因,主要是他們聚焦並結合教育和孩童健康的議題,並實證出能減輕全球貧窮的方法。令人敬佩的是,他們身體力行前往貧窮國家從事田野調查實證研究,並融合了心理、教育、醫療制度學等非傳統經濟學變數,投入20多年在致力於了解窮人為何落得如此不幸的悲慘情境,並竭力尋找可以有效改善的解決對策。

從另一個層面來看,他們三個人想全力對抗並實質檢討的,就是多年以來,經濟學界常使用精緻無比的模型,卻得到了過度簡化的解答;這也是當今所謂高度發展的人類社會在對抗貧窮方面,遲遲無法獲得進展的最主要原因。

讓全球知識界具有這樣的認知,非常重要,因為多年來經濟學界菁英,從事因果驗證的邏輯,常常使用紙上談兵的進階統計技巧,但是決策模型的因素設定往往錯得離譜,值得反思。在發展人民經濟的角度,必須導入與人類生活和社會制度等相關因素,避免隔靴搔癢。再者,這次的得獎主題更是對台灣當前的社會有著非常大的啟發,試想,身處貧困國家的人們,因為大家普遍收入低,所以其痛楚及相對剝奪感不致於令人太難過。但身處相對富裕國家的我們,若身處貧困,它所帶來的不安和羞辱感,則如同身處絕望深淵而無法自拔。為政者對這些相對比較的感受,必須身歷其境地體會並納入研究,才能得到真實的見解。

近年來政黨輪替,不管各類型的政治經濟菁英,都窮其力於追求平均經濟成長的亮麗數據。然而在一般老百姓看來,所謂的提高平均國民所得,也只是在拉抬前端富裕人們的平均所得,從整個總體平均所得看來,當然也是提升了,可是對於最後段的貧窮人們,也許是毫無幫助的!

除了今年這三位學者為窮人的困境提出解決方案外,其實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Yunus)多年前創建孟加拉鄉村銀行,透過微型信貸給因貧窮而無法獲得傳統銀行貸款的創業者,改善他們因流動性限制而無法翻身的問題,並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有學者認為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學者的扶貧研究,已推翻了尤努斯的微型信貸扶貧功能,我則深深不以為然。原因是社會科學原本就不是像物理學和化學等硬科學般理論堅實,它牽涉到以人為主體和不同社會環境與相異的福利制度等不同變數,當然就有適用上的侷限性。請注意:瑞典諾貝爾獎基金會頒給尤努斯的是和平獎,表彰他對社會脫貧的具體實踐行為與模範,並非為他的脫貧模式背書。倘若因現在有更好的脫貧模式出現,而抹煞了尤努斯及其團隊的長期大愛,我想對他們而言是極度的不公平!

所以筆者懇切建議,執政者必須直接面對窮人的處境,組成對抗貧窮的專家團隊,解決貧困人民的痛苦。不過,此處我要強調的是,真正的施政困難和問題點,不在於如何直接將政策透過中央和地方政府落實在窮人身上,而是政府團隊必須真正定義出台灣的窮人是那些?真的是所得分配範圍的後百分之二十嗎?或是應分開貧窮老人,中年人,年輕人及幼童,而分別給予不同的扶助?若是,那他們真正需要什麼樣的幫助,才能協助他們脫貧?這一連串的問題,一定要在施行扶貧的福利制度前,深入地檢視,召開專家會議嚴肅討論。

有了今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多國脫貧實證,執政當局若能重新釐清上述貧窮的相關前提,適度微調我國的制度變數,針對窮人切身、長期的需要給予扶助,我相信就能有效落實扶貧的政策效果。當然,我想這個財經團隊雖然不用太菁英,但至少要看得懂巴納吉他們三個人的論文吧!

(作者為台灣透明組織研究員,管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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