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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

星期專論》何謂一國兩制?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推「逃犯條例」修訂案,容許將中國認定為罪犯的香港公民引渡至中國受審,更將這類干預推至頂峰。這種肆無忌憚的「越界執法」,引爆了迄今已逾百日的大規模抗議行動。(法新社)

◎費學禮(Richard D. Fisher, Jr.)

在中國及其台灣在地協力者,尤其是親中媒體的極力鼓吹下,「一國兩制」(OCTS)實際上已成為台灣明年一月總統大選的影子候選人(shadow candidate)。

中國共產黨的四代領導人, 都將「一國兩制」政策做為對台主要政治攻略,企圖說服台灣人民接受與中共的嚴酷獨裁統治「統一」。而台海兩岸在「一國兩制」下的「統一」,將使台灣人民得來不易的自由化為烏有,因此絕大多數的台灣人都不會接受。

二○一九年一月二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的重要談話中,強烈呼籲台灣與中國展開「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目標似乎是要開始在台灣落實「一國兩制」。

利用一國兩制 逐漸限縮自治

那麼,到底「一國兩制」是什麼?這是已故中共領導人鄧小平根據列寧主義者「利用資本主義」的論述,尋求與台灣、香港和澳門等非中共控制區「和平共處」,在一九七八年開始成形並逐漸演進的策略。在接受與中共控制的中央政府同屬「一國」後,統戰對象被容許保留其資本主義體制,以及某種程度的自治,進而向「統一」過渡,或擴大中共的控制範圍。

以香港為例,在規範中國與香港關係的一九九七年「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一國兩制」從策略升級為政策,展現中國利用「一國兩制」逐漸限縮「自治」,進而箝制民主權利的策略運用。起初,中國堅持非全面直選的立法會必須由其欽點的「愛國人士」主導,再藉此逐步介入香港政務。最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強推「逃犯條例」修訂案,容許將中國認定為罪犯的香港公民引渡至中國受審,更將這類干預推至頂峰。這種肆無忌憚的「越界執法」,引爆了迄今已逾百日的大規模抗議行動。

由於台灣經歷從威權轉型為民主體制的過程,中國推銷的「自治」因而難以構成吸引力。一九八一年九月,當時的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葉劍英元帥,針對台灣「回歸」祖國懷抱發表了後來成為「一國兩制」雛形的「九條方針政策」,其中第三條聲稱,「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做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中央政府不干預台灣地方事務。」

相較之下,據中共中央宣傳部主辦的英文報《中國日報》報導,習近平在前述二○一九年一月二日的談話中聲稱,「在確保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前提下,和平統一後,台灣同胞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將得到充分尊重,台灣同胞的私人財產、宗教信仰、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不容各式台獨 隱含箝制民主

習近平接著還說,「我們願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習近平的前述談話顯示,如今的「一國兩制」已隱含箝制「民主化」台灣的預設立場,已經不像鄧小平當年向國民黨政府開出的支票這麼「慷慨」,畢竟國民黨在戒嚴時期實施威權統治,當時的台灣在北京眼中想必也比較「聽話」。「習五點」所謂確保中國的「主權與安全」,同時堅決反對「分裂活動」,似乎讓習近平掌握生殺大權,使其得以「干預台灣地方事務」。在即將到來的第五代行動通訊技術(5G)時代,這類干預可以更有效率地執行,因為以物聯網(internet-of-thins, IoT)為基礎的資料蒐集(data-gathering)無所不在,能夠監控並反制可隨心所欲加以定義的「分離主義者」。

此外,「一國兩制」還有三個重要面向值得一提。首先,「一國兩制」是一個暫時性的過渡階段;香港逐漸褪色的法理自治(de jure autonomy)將在二○四七年到期,實質自治(de facto autonomy)可能更快就會劃下句點。

老鄧能等千年 習近平沒耐性

鄧小平在一九八四年曾說,兩岸統一可能得等上一百年,甚至一千年。不過,習近平可能沒這麼有耐性。七月十七日,新加坡《海峽時報》引述「熟悉中國領導階層思維」的消息來源報導,暗示習近平可能會在台灣明年一月大選後推動兩岸政治談判。

一旦台北拒絕展開這類談判,將會凸顯「一國兩制」的另外一個重要面向:中國始終沒有放棄武力犯台。軍事威脅揭示出「一國兩制」的本質—就是一種脅迫策略。在二○一九年,中國動武侵占台灣是真實存在的威脅,與一九八一年不可同日而語。

即使台灣政府選擇接受「一國兩制」,以避免兩岸開戰導致的人命傷亡和破壞,最終也只能在幾乎毫無選擇的情況下,接受中國對如何落實「一國兩制」所設定的條件和法律架構。也就是說,台灣的民主將在更有限的時間內被摧毀殆盡。

台灣是否有機會順利協商出一部新的「基本法」,獲得比香港更大的自治權?我們可以看看《中國共產黨章程》,「一國兩制」只出現過一次,而且只提到香港和澳門。

中國迄今唯一一次披露過為兩岸統一建立法律架構的嘗試,可能是江漢大學教授余元洲在二○○四年草擬的「國家統一促進法」。由於余元洲的提案設定,倘若台灣是透過「非和平方式」與中國統一,將無法享有香港或澳門的同等待遇,並列舉在某些情況下可對台灣發動攻擊,以武力完成統一,這份建議案很快就被放棄。

維護自由台灣 有利民主國家

因此,台灣的民選政府只有一個理由與習近平展開政治談判:中共必須接受一份改革清單,才能與台灣及世界和平共處。最終目標是中共必須民主轉型,落實法治。而在此轉型過程中,一個自由且安全的台灣,或將成為中國人民可以依靠的最重要夥伴。

其他民主國家也應該認清,中國的「一國兩制」策略對其安全構成威脅。基於自身的安全利益,他們應該維護一個自由的台灣,進而對自由的人民如何有效反制中國企圖影響、恫嚇、孤立與奴役民主國家的政治、經濟、資訊及軍事脅迫策略,向台灣樹立的典範取經。

◎費學禮(Richard D. Fisher, Jr.)

(作者費學禮為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資深研究員。國際新聞中心陳泓達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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